评论：比“制度创意”更紧要的是“制度基础”

　　作者：邓海建

　　武汉市从2005年11月就开始进行了规范公款接待的试点改革，在今年10月12日，又在全市统一推行公款接待公示制度，成为规范党政机关公务接待的先行者。印有六条禁令的塑料“黄牌”，市纪检部门一共印制了1.5万张，下发给每名副处级以上干部，并要求这些干部随身携带。（12月11日《新京报》）

　　阿克顿爵士有一个著名的论断：“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公款吃喝、公车腐败等等算得上政府部门的顽疾了，当然，这不单是中国的专利，但我们在这些问题上的表现也够触目惊心的了：今年8月，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宏观政策动向课题组引用的有关数字为“2004年全国公款吃喝3700亿元”。公款吃喝屡禁不止，“请吃”与“吃请”究竟谁是问题的关键？这个逻辑判断简直比“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更难。也因此一说到杜绝公款吃喝问题，我们往往就是深恶痛绝地检讨制度设计的错、检讨那些新的制度又有哪些天然的豁口了——遗憾的是，社会学而言，没有一项制度是万金油，往往是修补了过往的制度缺憾后又留下了新的寻租路径选择——结果是造就了我们对“公款吃喝”问题“大纳千层底”，结果还是“一穿就破”。

　　早先的“四菜一汤制度”也是冲着公款吃喝来的，但很快就被现实归谬了：鱼翅算不算一道菜？熊掌能不能算一个汤？后来就大家骂这个制度；之后是“限制消费额制度”，而且在操作层面对高额餐饮征税，结果是该项税收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人们发现只不过是多开几张发票而已，于是再骂这个制度……眼下武汉市的制度无疑是善政，初衷和预期都是值得期待的，但尚未执行，网上已经质疑不断了：譬如问为什么只是内部监督？怎么杜绝转嫁性公款吃喝？……解构往往比建构容易多了。理性点的出来打圆场，说你不要骂了，有总比没有的强。这价值判断的无奈是昭然的，可是，公款吃喝难道真的是“绝症”、不得治了？

　　论说解决之道，我想起美国国参议院今年3月8日通过的一项旨在加强对议员道德规范、杜绝说客变相行贿的规定，其中申明：议员们在和游说国会的说客进餐时，必须自己买单。你绝对猜不到他们是怎样保证“必须自己买单”的执行力的——就是上网自己去登记。设若是我们出台这样的制度设计，不被笑死才怪；但在美国，我们天然地相信他们可能还是会那么去做的。为什么？弄清楚了这个答案，我们揪心的公款吃喝等顽疾才真的有了救。——一句话：比“制度创意”更紧要的是“制度基础”建设。人定的制度，总会残缺而支离；但以制度伦理、制度信仰等为土壤的“制度基础”却是让简单制度发挥其强大张力的神奇魔法。

　　一是我们的政治诚信建设，在我们司空见惯的官员撒谎风潮里，任何“制度创意”最终都不堪一击，我们有那么多好的制度，其被群体性异化的背后就是有太多的“匹诺曹”，说假话办假事，再真的制度也无法为之兜底；二是我们的惩戒机制长期被空置，为什么我们的某些官员不会真心诚意地道歉、不会引咎辞职？乃是因为一些“匹诺曹”长期撒谎而没有长出“长鼻子”……这些最最简单的道理被我们“制度失效”的事实语境一而再、再而三地遮蔽，骑马找马的“制度创意”又如何能让老百姓信心百倍呢？

　　审稿：蒋丽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