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乔装业务员锁定赖老板

　　谭建新拿着自己亲笔书写的感谢信，向深圳宝安法院表示感谢。（《深圳商报》供图）

　　本报讯（《深圳商报》记者卢羽华通讯员陈方杰）“感谢宝安法院领导、沙井执行

　　六级伤残让他陷入困境

　　2002年9月21日，对谭建新来说是个不堪回首的日子。在深圳松岗某木器加工厂打工的他被电锯割伤右手，除大拇指外的四个指头都只剩下最后一截，经鉴定为六级伤残。2004年，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工厂老板薛某某支付谭建新工伤辞退费8万多元。薛某某说自己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钱，只能分期还款，写下还款计划并摁上了手印。谭建新一时心软，同意了薛某某的方案。双方达成和解后，深圳市宝安法院依法中止了强制执行。2005年4月和12月，谭建新分别拿到了1．2万元赔偿款。

　　按还款计划，谭建新本该在今年10月拿齐赔偿款，但剩下的6万多元他却一分钱都没看到。谭建新告诉记者，2002年工伤后，他的父母相继去世，妻子也带着小孩离开了他。由于惯用手受伤，他基本丧失了劳动能力，家里的田无人打理，出去找工也没人愿意雇他。

　　今年10月，谭建新不得不再次来到深圳向该厂索要欠款：“这些都是我的保命钱哪！不拿回来，我以后的日子还怎么过？”

　　讨要赔偿老板拒不见面

　　让谭建新想不到的是，他根本见不到原老板薛某某的面。尽管他知道薛某某就住在厂房后的宿舍，也在打理工厂的业务。但工厂保安众多，看到谭建新就通风报信，薛某某就从工厂的几个侧门溜走。

　　转眼谭建新在深圳呆了一个半月，出门时带的100多元钱早已用完，钱要不回来，自己的生活陷入了困境，只能靠捡破烂卖钱为生。走投无路的谭建新来到报社寻求帮助，记者和他一起来到当年打工的工厂。在工厂外的快餐店，记者请谭建新吃了一个月来的第一顿饱饭。尽管小店做的饭菜少油寡盐，谭建新却吃得分外香甜，吃完还怯生生地拿了饭盒打包剩下的饭菜，说要留作晚饭。

　　吃完午饭，记者和谭建新来到工厂，却被工厂门卫拦在门外，说负责人都不在。记者询问工厂的联系电话，门卫说自己是第一天上班，不清楚该打哪个电话；记者请他询问其他员工，他又说自己跟别人都不熟悉，不知道该问谁。随后，他就关上了电闸门，转身和其他工人有说有笑地干活。

　　法官乔装业务员探实情

　　走投无路的谭建新又走进了法院。令他高兴的是，法官告诉他可以申请恢复强制执行。当天，法院就恢复了强制执行程序。经过法院调查，工厂老板已经由薛某某变成了周某某，而周某某正是薛某某的大姨子。尽管两人是亲戚关系，但由于工厂已不是薛某某的财产，法院难以强制执行，案件一时陷入困境。

　　从哪里打开缺口呢？执行法官黄海涛告诉记者，自己以前也没见过薛某某，他只能先从工商、社区、银行等部门展开外围调查。经过调查，发现薛某某的银行户头几乎都没有存款，也没有登记在他名下的房产。如此一来，只有找到他本人，才能迫使其履约进行赔偿。黄法官发现薛某某仍在工厂附近活动，于是拟对薛某某实施司法拘留，并制定了进行搜查和抓捕的详细方案。

　　11月29日，黄法官装成木器行业的业务员来到该工厂。一到工厂，他就向门卫递上一张木器业务员的名片，见到是同行，门卫丝毫没有怀疑，打开了话匣子。黄法官说想和工厂做买卖，不知道工厂里谁能拍板？门卫随口就告诉他，工厂管事的还是薛某某，而且就住在工厂附近，每天都会来厂里处理事务。于是，黄法官带着法警、助理及谭建新在工厂附近蹲点，准备实施抓捕。也许是薛某某发现了蛛丝马迹，他当天并没有出现。尽管如此，法院派人来抓老板的事情还是在工厂里传开了。感到压力的薛某某于第二天主动委托律师，向谭建新表示愿意履行法律义务。

　　迫于压力赖老板终赔钱

　　在黄法官的安排下，谭建新开始与薛某某磋商。谭建新说，尽管如此，薛某某仍然不肯露面，只是通过电话和委托人与自己联系，甚至提出将协商地点定在东莞。鉴于此情况，黄法官一边让谭建新继续与薛某某磋商；一边直接给薛某某打电话，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同时，在工厂张贴公告，以此施加压力。最终，薛某某同意一次性支付5万元赔偿款，谭建新对此也表示满意。12月7日，薛某某将5万元执行款全部付清给了谭建新。

　　前天上午，拿到了赔偿款的谭建新特意来到宝安法院，向杨科长和黄法官递上了自己亲笔书写的感谢信。黄法官叮嘱谭建新要好好利用这笔赔偿款，不要坐吃山空，应该想办法做点小生意，维持日后的生活。

　　“为什么这样一个看起来简单的案子执行起来这么难呢？”宝安法院执行局莫镇森副局长说，此案的关键在于老板利用和解拖延时间，在此期间将工厂转让给第三人。法院无法查封被执行人的财产，才导致执行难的局面。莫局长提醒说，民事纠纷双方如果达成和解，债权人最好要求债务人提供财产担保，避免发生类似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