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诠释和谐的解救行动

　　编者按

　　解救一个被患有精神病的父亲关禁3个月的女孩，本不是件复杂的事情，但是，北京市海淀区的十余个部门却用时两个月。不是他们办事拖沓，也不是他们不负责任，相反，每进行一步，他们都要考虑是否符合当事人利益、是否符合法律程序。而这，正是构建和谐社会对每一个法律机构具体要求的现实体现。

　　本报记者 李郁

　　几乎是经历了一场劫难，但如今的小蓓看上去还不错。

　　小蓓是北京市某中学的初一学生，半年前，她患有精神病的父亲把她关禁在家里三个多月。北京市海淀区十多个部门通力合作，用了两个月时间才把她解救出来，并帮助她母亲要回了对她的监护权。

　　12月12日，虽然事情已过去两个多月，但说起解救过程时，海淀区法律援助中心主任刘燕，还是激动不已：“我们真是处处小心哪，没想到碰上那么多的法律问题。”

　　精神病父亲关禁孩子

　　7月初的一天，一名三十多岁的妇女找到海淀区法律援助中心，还没说话就泪流满面：“我的孩子让她爸爸关了3个月了，求你们帮我要回孩子的抚养权。”

　　她叫沈艳，北京市郊区人，现在城南一家餐馆打工。一年前离了婚，孩子归前夫抚养。前一段情况似乎还正常，但最近3个月，前夫一直把孩子关在家里，不让外出，不让上学。她找前夫商量挨了一顿打，又找了有关部门也没法管，于是希望能通过打官司要回孩子监护权。但她收入微薄，交不起打官司的费用。

　　法律援助中心很快决定对沈艳进行援助，免费为她打官司，并和律师事务所联系，指定律师进行代理。

　　律师接手案子后进一步了解到，沈艳的前夫史谋患有严重的精神病，发病时表现为癫狂，平常表现为偏执和自闭倾向。今年4月份，史谋突然不让孩子上学了，整天把自己和孩子关在家里。学校老师、居委会干部多次上门劝说，史谋才勉强同意孩子上学。可送孩子上学时，他腰里别着把斧头，吓得老师们赶紧给派出所打电话，在民警劝说下史谋才离开。

　　这期间，沈艳也曾试着想把孩子接过来，但刚说几句话，史谋上来就是一顿拳脚。

　　面对这样的情况，应该如何办？大家商量的结果是，最好不要让诉讼对史谋形成刺激，否则可能使他病情加重，或者带着孩子出走，或者对他人造成伤害。

　　事情逐级上报到了区司法局、区政法委。两天后，海淀区政法委牵头召开协调会，区公安、司法、工会、青年团、妇联、残联、卫生、精神病医院，还有街道、居委会，十几个部门的领导把区政法委的会议室坐得满满当当。

　　“工作要依法、慎重，决不能把一桩民事案激化成刑事案。”会上形成了这样的共识。

　　寻找监护是件麻烦事

　　沈艳坚定地回绝了复婚的提议，要解救孩子，就必须强制史谋治疗。但问题又来了，那就是史谋的病是否严重到了需要强制治疗的地步，如果强制治疗还必须由史谋的监护人提出申请。

　　了解病情的任务又落实到区法援中心的头上。在相关医院那里，史谋的精神病史很快得到了证明。而寻找史谋的监护人却不容易。

　　史谋有一个老父亲，但没人知道他住哪儿，史谋还有个姐姐，可几年来家人之间矛盾不断，所以，姐姐对史谋的事情反应冷淡。

　　路走不通了，海淀区政法委又召集了第二次协调会。还是原来的十几个单位参加，又是一场热烈的讨论。

　　按有关法律，如果找不到监护人，可由相关单位向公安部门提出申请。会议决定由街道办事处、共青团区委、区妇联、残联、法律援助中心5个部门共同提出申请，要求海淀公安分局对史谋实施强制治疗，解救小蓓。

　　强制同时更注重关怀

　　接下来就是如何强制问题。海淀公安分局将任务交给治安支队和派出所，两个单位制定了详细的行动计划。

　　两部门认为，虽然是强制，但更要关怀。要巧妙，不能硬干，不能让史谋受到刺激，或对孩子心理造成影响。

　　史谋成天把自己和孩子关在屋里，无法接近他，又不能强行进入。民警们想了好几套方案，比如，断电将史谋引出房门，或者由熟人把他叫出来。但这些方案都不太稳妥，被否决了。最后决定，等史谋上街时适时强制。治安支队和派出所指定6个民警组成强制小组，随时待命。

　　可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强制时史谋必须有关禁女儿的行为。否则，警方师出无名。方案确定时，学校正好放假，孩子在家里说不上是关禁，因此，整个假期都不能对其强制。但这期间史谋很可能又带孩子出走，街道就指示居委会派专人负责观察史谋的行踪。

　　好不容易假期过去了，史谋果真不让小蓓去上学，这时，解救行动只能等待时机了。

　　9月16日上午10点左右，史谋带孩子去菜市场买东西，6个民警着便装，迅速围住史谋，把他和孩子隔开。一个民警专门安慰孩子，其余民警和颜悦色地对史谋说：“我们是咱派出所的，咱们上车谈谈孩子上学的事。”

　　史谋刚想说什么，面包车已开到他身边，几个民警闪电般地把史谋拥上车。总共不过一两分钟，周围的人根本没反应。

　　一小时后，史谋被送进精神病院，小蓓由妈妈从派出所领走。

　　处处依法行事不能含糊

　　接下来就是变更孩子抚养权了。法援律师代沈艳向海淀区人民法院递交了请求变更抚养权诉状。

　　“还应该向法庭递交史谋的精神病鉴定或诊断书，”法官说，“还必须由史谋监护人递交答辩书并出庭。史谋是残疾人，他的权益更应该受到尊重。”

　　可向精神病院索取史谋的诊断病历却难了。按规定必须由他的监护人申请才可提取或复印。按照区政法委指示，在区残联的协助下，法援中心的公职律师才到精神病院复印出病历和证明，到法院把案立上。

　　接下来法院要将起诉书和应诉通知送达史谋的监护人。听说史谋的父亲去了牡丹江，法官通过区公安分局与当地警方联系，仅同名同姓的就找到三十多人，经过筛选剩下5人时，两名法官动身去了牡丹江。但他们刚走，史老爷子就回来了。

　　史老爷子78岁了，头脑还算清醒。他感谢各级政府对自己孙女的关心。最后，案子以调解结案。随着老爷子在同意书上签下名字，一场看上去不大但涉及众多法律问题、让多少人耗费心血的事件，算是较圆满地划上了句号。

　　现在，两个月过去了，史谋的病情有所好转，就是经常想孩子。沈艳一面打工一面带孩子，有空时她也带孩子看看前夫。

　　“这才叫和谐！”自始至终参加了解救工作的海淀区政法委副书记周建感慨地说。

　　本报北京12月12日讯

　　记者手记

　　十几个单位在解救过程中，不仅爱心无限，而且严格依法办事。要说平常也平常，要说不简单也真是不简单。

　　说平常，是因为相关党政部门、群众团体就应该关心群众疾苦，就应该依法办事；说不简单，是因为在一些地方、在很多时候，类似的事情往往会被忽视。或者权力部门在办理类似事情时只凭动机，而不讲究程序依法；办起事来，粗针大麻线，事情办了，效果却不见得好。

　　权力部门的每个办事步骤往往像外科手术，一刀下去，能切除病灶，也可能伤及健康组织，引起新的损伤，所以应该格外小心。

　　解救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依法办事精神应该永远发扬下去，这也是所有人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