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款吃喝监管不如取消

　　明年1月1日，《中央国家机关会议费管理办法》、《中央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差旅费管理办法》将实施。一场改进机关作风和推进国家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全面展开。而武汉市从2005年11月就开始进行了规范公款接待的试点改革，在今年10月12日，又在全市统一推行公款接待公示制度，成为规范党政机关公务接待的先行者。

　　资料显示，全国公款吃喝一年吃喝掉2000亿元人民币，分摊到13亿人身上，每个人

　　武汉市采取内部公示、增加审批程序、纳入财政预算等措施，反映了其监管公款吃喝的决心，值得褒奖，但也恰好说明，公款吃喝监管难度之大。况且，这些有诸多瑕疵的措施，并不为人看好。比如，公示范围仅限内部，缺少社会和民众的监督，难免会有走形式之嫌。

　　退一步说，即使对社会公示，让民众监督，也不见得管用。首先，在民众看来，公款吃喝不论多少，都是纳税人的钱，税收理应“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现在却用来吃喝，民众肯定难以接受。其次，党政机关工作，也是一份职业，跟农民种田、职员上班、小商小贩做生意一样，可又有谁为他们提供免费吃喝？还不得自己挣钱？本就没有合理性的公款吃喝，不遭反对才怪。

　　没有公款吃喝，公共服务照样搞好。2003年非典，因为“怕染上非典”，公款吃喝几乎被消灭，但各级党政机关还是带领民众打败非典，能说公款吃喝是公共服务之必需吗？横向来看，国内司空见惯的公款吃喝现象并非国外常见。比如，印度没有公款吃喝概念，跟国内党政机关设食堂和发餐券不同的是，印度很多政府职员中午吃饭自己解决；在俄罗斯，严格而繁杂的报销手续，让一些政府官员打消用公款请别人吃喝的念头；而在欧洲和日本，媒体和民间团体一直用刁毒的眼睛盯着官员的公款消费……

　　可在国内，公款吃喝俨然发展成一种文化。难道不该我们反思和警惕吗？不把公款吃喝斩草除根，再多再细的监管制度都无济于事；费尽心思去监管本不合理的对象，纯粹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河南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