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贪先锋姜德志描绘贪官众生相：　落马后想起“盖个小房做老百姓”

　　●慕绥新的秘书说：“你让我说谁给慕绥新送钱了，我说不出来，但是让我说谁没给他送钱，我能说出来。”

　　●刘金宝养的小狗看病的医疗费也拿到单位报销。

　　●成克杰可以说是“身无分文”的大贪官。

　　●王怀忠在任阜阳地委书记时说，按阜阳的1300万人口计算，他就是世界上第58位总统。

　　●慕绥新、马向东落马后，沈阳的土地转让金成10余倍增长。

　　●贪官案发后，证实得最主动的是情人，揭发得最坚决的是哥们儿。

　　吉林省检察院反贪局局长姜德志从事反贪侦查工作20年，直接查办和指挥查办大要案件200余件，先后被中纪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吉林省检察院荣记一等功4次、二等功1次、三等功2次，先后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模范检察干部等，12月4日又被中宣部、司法部和中央电视台评为“2006年度中国十大法治人物”。记者专门采访了他。

　　一案牵出百余干部

　　近年来，我国各级检察机关查处了一大批贪污腐败案件，从犯罪主体上看，涉嫌贪污贿赂的官员职务层次越来越高。1993年至1997年查处省部级干部7人；1998年至2002年查处省部级干部25人，是前5年的3．5倍；去年，省部级领导干部仅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就有10人。这个数字很惊人，这个现象也值得深思。

　　从犯罪形式上看，窝案串案极多。仅赖昌星走私案，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县处级以上干部就有160余名。沈阳“慕马”案中，有100余名局级干部向他们行贿，很多县委书记、县长、区委书记、区长和一些主要局的局长基本都给他们送钱了。

　　2000年底，我被调去查办慕绥新案件。和慕绥新谈话之前，我先找了他的秘书，秘书说：“你让我说谁给慕绥新送钱了，我说不出来，但是让我说谁没给他送钱，我能说出来。“

　　通车剪彩火车掉轨

　　1993年至1997年，我国查办的百万元以上的贪污贿赂案件有617件；1998年至2002年是5507件，是前5年的8．9倍。有些案件涉案数额非常惊人，如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三任行长相继卷走公款几十个亿。再如东北高速原董事长张晓光案件，涉及中国银行哈尔滨河东支行一个小行长，与个体户勾结，卷走公款10个亿，张晓光涉嫌受贿数千万元。中国银行原副董事长刘金宝，在上海、香港任职期间，团伙贪污，总共抓了10个人，违法犯罪金额几千万元。吉林省的腐败官员王纯（吉林省委原副秘书长）、李铁成（靖宇县原县委书记）、刘国（中国粮食储备总公司吉林分公司原副总经理）都分别在大连、北京、长春购置多处房产，一方面为了洗钱，一方面等待升值。

　　1995年，吉林省检察机关查办了吉林省交通厅原副厅长刘柏松（被判处无期徒刑）案件，我印象很深。吉林省为了建设发达的边疆近海省，在珲春（该市位于中俄、中朝边境地区——记者注）修铁路，总投资1．6亿元，由刘柏松负总责。刘柏松在河南、北京、武汉网罗了一批人，把持要害部门，结果1．6亿元很快被挥霍光了。通车剪彩的时候，火车从铁轨上掉了下去。刘柏松本来在河南就是有问题被免职的，他却在取保候审期间，调任吉林省交通厅副厅长、党组成员。

　　慕绥新任沈阳市市长时，土地转让金一年仅7000余万元。慕绥新、马向东落马后，2001年沈阳土地转让金10亿元，2004年是20余亿元。可见，腐败对经济的破坏力是很严重的，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政策损耗，使得政府效能低下。

　　“世界上第58位总统”

　　很多贪污腐败的领导干部都有共性，即都有一个苦难的童年，都有一个奋斗的青年，都有一个上升的中年，最后都有一个悲惨的晚年。很多人原来本质不错，不少人都是苦出身。成克杰上学之前没穿过鞋，苦得不得了；安徽的王怀忠，要饭的出身……这些人青年时候奋斗成才，中年不断进取，然后，到一定位置了，腐败了。这固然有主观因素，但制度因素不能忽视。

　　慕绥新说：“我当了市长以后，没人管，成了党内个体户，如果有人经常管我，不至于走到今天。”成克杰也是这样。实际上，这些人对党感情都很深。成克杰就曾说过：“从穷孩子被提拔到国家领导人，这一切都是党给我的，怎么对党有利怎么处置我，我没有怨言。”是什么原因让他晚节不保，就是权力太集中。在广西南宁的一块黄金地段，本来已经有了规划，可他一句话就改变了，光这一个工程他就收了2000万元。我现在查案经常遇到市委书记、市长在个体户的报告上签字，之后就由下边操作了，根本不讲程序。权力过分集中，又失去了有效的监督，就会使一些握有重权的官员贪欲高度膨胀。

　　王怀忠在任阜阳地委书记时就把自己视为权力至高无上的皇帝，他说，按阜阳的1300万人口计算，他就是世界上第58位总统，并称“阜阳是我王家的天下”。

　　“身无分文”的大贪官

　　一个领导干部的家庭环境太重要了，有的贪官老婆总嫌丈夫官小，总嫌得的实惠少，情妇就更贪婪。成克杰受贿的过程就是李平收钱，回来就向成克杰交代任务，成克杰出面办。钱都弄到李平手里，李平把钱弄到香港，最后钱都从香港追回来了。成克杰可以说是“身无分文”的大贪官。慕绥新的前妻贾桂娥，家里来串门的了，慕绥新送出客厅，她马上钻进客厅搜查，看把钱放哪儿了，立即收起来，这样还嫌钱来得太慢，于是主动到社会上利用市长夫人的身份去敛财。王纯的老婆更贪，两人在家一起收，王纯不在家时她一个人收，此外还在单位收，然后向王纯交代任务，最后把王纯送进去了。

　　贪官的单位环境的共同特点是风气不正，管理混乱。最近我们查办的中国银行原副董事长、中银（香港）集团原总裁刘金宝（已被判死缓），非常贪婪，他想贪污公款，就拉下属入伙，造成单位行为的假象，实质上是几个人分钱，最后他走过的两个地方，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和香港中银集团两个班子的成员都被抓起来了。

　　交际环境影响也很大。沈阳市财政局原局长李经芳，判刑之后让他谈体会，他说：“总结来总结去总结出一句话，就是铁哥们儿把铁哥们儿送进了铁笼子。”我工作几十年，接触大大小小贪官无数，我就没经历过一个送钱的人打死也不说的。从来没有！我总结，证实得最主动的是情人，揭发得最坚决的是哥们儿。

　　法律意识淡薄也是个普遍问题。慕绥新非要把给他送了钱的沈阳客运公司原经理夏任凡（已被判处死刑）提拔为交通局局长，交通局副局长们听说常委会要讨论了，集体到市里辞职，市委班子讨论三次通不过，慕绥新就利用市长职权把客运公司提格，提成正局级。夏任凡更能造势，不顾法律授权，为所欲为，把他的办公室改名为办公厅，把办公室主任任命为秘书长。

　　传统贪渎文化的影响

　　2002年底，我参加了最高人民检察院组织的赴德国的培训班，负责接待我们的是黑森州维斯巴登市的一位老检察长，他在维斯巴登市当检察官、检察长前后20年，是国际检察官协会的会员，对中国检察工作很关注。我问他，做了20年检察官，有没有遇到说情的和送礼的。他想了想说，说情的似乎遇到过两次，送礼的从来没遇到过。由此我想，我国之所以腐败案件高发、多发，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传统贪渎文化的影响。

　　著名学者王亚南说过一句话：“从另一个视野去看，二十四史实际上是一部贪污史。”清王朝的268年中，一二品官员因为贪污被判刑的就有157人，其中被判死刑的68人。我从小听的故事，就是灌输读书——升官——发财，讲故事都是这么讲的。所以要加强先进文化建设，特别是廉洁文化建设，实现社会心理对贪污腐败的“零度容忍”。

　　想回起点是奢望

　　客观原因只是贪污腐败的条件，起根本作用的还是主观原因。河北省原常务副省长丛福奎，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国家电力总公司原总经理高严，都是从丧失了政治信念后开始堕落，丛福奎甚至成了佛家弟子，被封了法号。很多贪官都烧香拜佛，寻求保佑，但最后也没有躲过牢狱之灾和灭顶之灾。

　　有些贪官的贪欲不可理解，比如刘金宝，贪占8000余万元，在上海拥有7处房产。但是，他母亲却领着一个傻弟弟住在上海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建的一处破房子里。他在香港养的小狗，看病的医疗费却偷偷摸摸地拿到单位报销了，价值观扭曲得不可思议。

　　我审讯成克杰的时候说：“你虽然不是国家领导人了，但你还是一位为国家作出过贡献的老人，你有什么要求可以提，我们尽量满足。”他提出三条：第一是监舍的灯太亮，晚上不适应，睡不好觉；第二是他去卫生间的时候，有三个武警战士跟进去，方便的时候也不太适应；第三是在一个上边没有盖的小斗室放风时得到的阳光太少。他说：“四个武警战士，算我五个人，阳光瞬间就从我脸上移走，跑到别人脸上去了。”

　　我跟监狱长商量，把灯给他调暗一点，能保证他的安全就行了，要保证他睡眠，配合审讯。其他两条不行。我告诉他慢慢适应吧，得保证他的安全。他说他理解，慢慢适应。

　　成克杰、慕绥新、刘金宝都跟我提出过：“能不能向中央反映一下，一分钱也不要了，什么官也不要了，到偏远地区盖个小房，做老百姓行不行？”我告诉他们：“不行，你已经犯罪了，你必须为你的罪行承担法律责任。”无论级别多高的官员只要犯了国法，想回到原来的起点只能是一种不能实现的奢望。

　　那么，对一个人来说什么是最重要最有价值的？就是无忧无虑地生活着，做一个有自由有尊严的人。

　　最近，党中央提出了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对策思路，并制定了实施纲要。这一重大举措，标志着我们党正由运动反腐、权力反腐转向制度反腐，由着力治标转向标本兼治、从源头上治腐。Ｙ

　　据《检察日报》

　　姜德志在国际反贪污学术会议上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