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霸”为何非要选择仕途不可

　　南方论坛之二

　　本报评论员

　　像一只上紧发条的时钟，随时准备上考场；更像一个旋转不停的陀螺，辗转大江南北赶考不停，一年间先后转战了湖南、北京、上海、江西、深圳、广州、江苏、福建、浙江

　　与“面霸”、“笔霸”、“话霸”等一样，“考霸”显然是一个带有某种戏谑甚至是歧视的称呼。尽管像李玫这样执著赶考的例子显得有些极端，但这个外号却以一种夸张的方式昭示了公务员身份在人们心中之重。近几年来，公务员考试一直是大学生就业选择的大热门。作为从湖南一个小县城走出来的“金凤凰”，李玫被父母认为铁定应是一位“威风”的法官，而她的师兄师姐则授之以亲身经历:“考公务员是最好的出路。”对此，我们当然不能简单地以“不理智，所以不鼓励”调子来加以评论，但是如果杀猪卖肉擦皮鞋都可以当作“就业观念转变”的榜样来加以赞扬，我们为什么又非要对一个有恒心的人加以否定不可呢？

　　执著于赶考的“士子”，在中国历史上并不鲜见。范进中举的故事许多人都耳熟能详。著名学者何怀宏曾经在《选举社会及其终结》一书中分析了其中原因:中榜往往意味着可以免去沉重的徭役、保住身家免受不法官僚的欺压，再加上社会递进阶梯极其有限，即使是那些略微能文、能学的人也会蜂拥走上科举之途。顾亭林曾经说，明末五十万生员中，大部分都只是为了“保身家”而已。朱子更认为:“非人累科举，而是科举累人。居今之世，虽孔子复生，也不免应举。”

　　问题是，在经济、社会已经十分多元的现代中国，李玫们为什么要和数百年前的先人们一样非要选择仕途不可？首要而直接的原因当然是公务员职业待遇相对稳定而优厚。而《2005年中国经济普查年鉴》同时显示，2004年，全国工商、质监、城管、消防、交通、检察院、法院等政府部门各种罚款、收费竟高达9700多亿元。其中，相当部分是不合理的，来自于个体户和企业，一半左右没有进入预算外资金的管理。换言之，高达数千亿元人民币的罚没收入进了部门小金库。部门利益驱动型的罚款、收费，其负作用是导致个体工商户急剧减少；而某些贪官与奸商的勾结则不断抬高城市地价、房价和各类票价，从而使生活成本急骤升高。这正是国家经济年年大发展，就业机会却年年喊紧、老百姓痛喊日子难过的重要原因，也是政府、社会不断号召大学生们转变观念下基层、做“新下乡知青”的动因之一。

　　与李玫们拼命想要晋身公务员队伍的同时，而“新下乡知青”则以逃离城市作为选择。这都是有些极端的案例，也是城市公共管理缺乏有效法治的必然产物。法治理应被市政活动奉为圭臬。150余年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在政治层面上其实是从人治走向法治的艰难历程。从这个角度来说，万众一心挤向公务员部门和新知青下乡的局面，都是令人沮丧的。更让人忧虑的是，李玫们和“新下乡知青”均有极大可能将城市丛林竞争的经验，拷贝到他们将要进入的生活环境中去，从而在事实上加大中国法治化的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