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循世界潮流而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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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题缘起“大国崛起”因同名电视纪录片的热播成为近期社会各界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纪录片《大国崛起》用优美的笔法、理性的态度、开阔的视野，较为客观地解读了公

　　世界进步到今天，留给大国崛起的“窍门”几乎都被堵死了。换句话说，所谓的“窍门”不过是一堆常识:符合文明取向的社会制度建构、基于国家利益的自觉全球化

　　崛起没有窍门

　　吴重庆

　　尽管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但其运行的路线是确定的。大国兴衰的因缘际会自是相异，但如果按类型区分，还是可以寻到一些轨迹。

　　按时下流行的说法，自十五六世纪至今，世界范围内先后有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美国等，先后扮着大国的角色，演出“崛起”的大戏。不过，人类历史的演进总是缓慢的，不可能时时呈现剧场效应，只有采取长时段的“大历史”视角，今人方见出大国之间的“你方唱罢我登台”。在“好戏连场”的背后，是长达数十年数百年的力量积蓄、机遇等待。

　　大国无不以全球作为其崛起的舞台，也总是以大国自身的利益构筑格局、梳理秩序

　　大国无不以全球作为其崛起的舞台，也总是以大国自身的利益构筑格局、梳理秩序。舞台尽管也宽广，但总是一出独角戏。原因很简单:既受制于资源的有限——一山养不起二虎，也基于大国利益的高度排它扩张性——一山容不了二虎。在宗教威权的时代，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可以由罗马教皇主持调停，暂时维系利益的格局；当宗教威仪不再，大家就不客气了，兵戎相见，完全直奔主题，冲着抢占全球利益开战，打赢了就成老大，荷兰、英国、法国、德国的崛起，哪国不是沐浴着腥风和血雨？冷战时代美苏两大国长期对垒应是另当别论，二次世界大战造就了两个超级大国，双方都大到、强大到足以置对方于死地的地步，故只能各自按兵不动——弹不动“有你没我”的老调调。

　　小国地狭人少资源稀缺，其崛起只能独辟蹊径，走非充分竞争的路子

　　再来看大国崛起的轨迹。

　　早年的葡萄牙、西班牙是靠航海大发现成就了海上霸主的地位，从亚洲、非洲、美洲运回大量的真金白银。葡萄牙、西班牙的崛起算一种类型，叫非充分竞争下的、国家强盗型的、对世界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崛起。取之无道，其兴也忽，其亡也忽。葡萄牙西班牙是小国，荷兰也是小国。小国地狭人少资源稀缺，其崛起只能独辟蹊径，走非充分竞争的路子。可以说，在竞争充分的全球化时代，小国成为新的大国之梦应该是彻底破灭了。

　　不大不小的国家的崛起走的是工业化的路子，但没有武力作后盾的强权是办不到的，没有现代的社会制度作基石也是不可持久的

　　至于不大不小的国家，如英、法、德，其崛起走的是工业化之路，先是在本国自力更生，接下来便不满足于丰衣足食，资本改不了扩张的本性。机器一运转，工业化的原料、工业化的产品都必须源源不断进口，胃口必然要张大到吞纳全世界的地步。当然，要维持如此庞大的生产系统，没有武力作后盾的强权是办不到的，而没有现代的社会制度作基石也是不可持久的。看他们在酝酿建立现代社会制度时的那股认真劲，叫人不佩服还不行。据说，法国的拿破仑在颁布《民法典》之前，光是讨论这部法典的草案，就开了102次讨论会，拿破仑自己参加了97次，那时他还正带着兵征战欧洲呢。美国的开国元勋华盛顿在费城主持制宪会议，会议居然开了116天，才出来第一部成文宪法。从前说“日不落帝国”是夸耀其殖民地横跨五大洲，东方不亮西方亮，现在还可以说“日不落帝国”，因为其制度坚如磐石。

　　大国的大国通过“全国化”振兴，然后在“全球化”中搏击

　　再说美、俄(苏)两个本就是大国的后发大国。大国的大国之崛起，哪怕多么后发，其后劲总是足的，因为它们即便不走侵略或扩张的路，凭借本国宽广的国土和市场、充足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也可以踏上振兴之路。像美国，在距建国仅118年的1894年，其工业产值就已雄踞世界之冠；像前苏联，在世界经济出现大萧条的上世纪30年代，以国内的计划经济迅速崛起，缔造了20世纪的世界奇迹。当然，崛起之后的大国的大国，肯定是不甘心把腿脚缩在国内的。但这无妨于作这样的表达:大国的大国可以通过“全国化”振兴，然后在“全球化”中搏击。

　　大国的崛起从来就没什么窍门，简单地说，是“发展就是硬道理”；严格地说，是循着世界“道理”(潮流)发展，否则，就会变成“硬发展是没有道理的”。世界进步到今天，留给大国崛起的“窍门”几乎都被堵死了，换句话说，所谓的“窍门”不过是一堆常识。这堆常识是:符合文明取向的社会制度建构、基于国家利益的自觉全球化。若光以GDP的多寡论崛起，那么，所谓的“大国崛起”，不过是儿童堆积木或农民建毛坯房，那是不可能经风见雨的。

　　作者系《开放时代》主编

　　大国的崛起，远远不是一个抓住一时之机的问题，而是一个既抓得住经济机遇、又守得住经济发展成就，更要具备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社会发展与法律主治、法律主治与政治制度匹配的综合国家治理功夫

　　大国崛起的制度前提

　　任剑涛

　　大国崛起首先是一个历史问题。近代历史相对于古代历史的一个结构性转变，就是主导世界历史的大国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扮演的角色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古代主导世界的国家力量——那些国土广袤、人口众多、实力强大的帝国，退出了国家历史活动的中心舞台，被兴起的民族——国家所替代。人们关注世界历史的这一重大转变的目光，渐次从葡萄牙转移到西班牙、又到荷兰、再到英国、再到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最后将眼光锁定在美国。国家兴衰、历史变幻、世事交替、物换星移，让人心生无限浩叹，让人求索历史无限隐密。

　　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社会发展与法律主治、法律主治与政治制度匹配的综合国家治理功夫更重要

　　追究这些国家兴衰的历史脉络，我们自然既可以从推动其兴盛、促使其衰落最为直接的经济根源着手，也可以从文化源头上审视，更可以从历史机遇及其把握上分析。我们会感叹那些曾经率先兴起的国家没有很好地把握历史契机(如航海时代到来之机的葡萄牙)，也会惋惜那些经济兴起的国家没有能够及时扩大政治影响(如经济先发的荷兰)，还会批评德国、日本崛起时的穷兵黩武。但是，我们最后兴许都会将羡慕、思考、模仿、超越的复杂思考聚焦在主宰人类19世纪历史的英国和主宰人类20世纪历史的美国这两个国家的崛起及其历史意味上面。如果说真正的大国就是主导人类历史发展的国家的话，英美之外的其他大国，或者有先发而起、把握先机的势能(如葡萄牙、西班牙)，又或许有顺势而起的急速蹿升(如日本、俄罗斯)，还或许有超越先发国家的雄心壮志(如德国、法国)，但最后终于都没能成为主导人类历史和世纪命运的真正大国。英国和美国是大国兴衰中最为值得反思的国家。

　　英国与美国作为大国的崛起，自然是诸方面条件历史性契合的结果。任何简单的解释，都无法给予人们一个弄清楚这两个国家崛起并持续主导人类历史状态的复杂真相。历史家仅仅从世象变化的表层观察，就肤浅地告诉我们:英国主导人类19世纪的命运，就是因为英国的圈地运动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工业革命促成了国家力量的壮大；美国的崛起，是因为老欧洲的自相残杀和新国家的崭新梦想、自我超越。不能不说这些解释都有其历史根据。但是，这些解释都滞留在历史变迁的表象上面。一个国家是否能够抓住经济迅速发展的机遇、是否能够在国家间的竞争中力拔头筹、是否能够在崛起后维持强大的力量、是否能够在国家间政治中维持认同，远远不是一个抓住一时之机的问题，而是一个既抓得住经济机遇、又守得住经济发展成就，更能够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社会发展与法律主治、法律主治与政治制度匹配的综合国家治理功夫的问题。

　　英、美主宰了人类19、20世纪历史最主要的深层原因

　　简言之，大国崛起的问题，就是一个国家解决了内部制度安排之后，面对国际政治必然显示的一种存在状态的问题。大国崛起的制度前提就此摆在了我们的面前。英国与美国之所以主宰了人类19、20世纪的历史，当然其中有显示强权、称霸世界的国家图谋。然而，就19世纪的历史来看，英国称霸世界，还是与英国在圈地运动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之后的政治革命，解决了规范地生产财富的政治制度问题，以及在工业革命前后稳定了宪政制度有关。这正是英国后来居上，超过先发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家最为主要的深层原因。如果不是约翰·洛克阐释并深获英国人民与官方认同的推崇“生命、财产、自由”的现代政治理念，与限制权力的分权制衡主张，英国经济发展的后果最多也就是对于世界财富的一时占有而已。如果不是亚当·斯密阐述并普遍为英国人所接受的国民财富生产，即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那我们就很难设想英国究竟从哪里获得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与之相比，圈地运动、工业革命仅仅具有次要意义。同样，对于20世纪的美国而言，它能够主导一个多世纪人类历史的命运，是因为美国在开国之初，就制定了国家活动最为健全的宪法，既安顿了人民的基本权利、又解决了权力运转的宪政法治原则、更解决了基于权利限制权力推动社会与国家分而治之的难题。所以，国家真正解决了内部动荡的不安定因素，国家的长治久安也就顺理成章，对外显示的力量感自然就不是其他国家可以追赶的。

　　大国的崛起，就此有了内部与外部两个相关因素:对内，以公正制度整合国家力量，为持续发展奠定根基；对外，寻求广泛的国际空间，显示一国主导国家间政治的制定游戏规则的能力。

　　作者系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导

　　有一只“无形的手”造成了地区间、民族间、国家间的具体经济形式的差异。这只“无形的手”就是隐藏于经济过程背后的各地区所特有的文化特质和文化传统。经济发展的最后动力在经济体系之外

　　文化:软中有实的发展要素

　　麻国庆

　　在我们生活的全球化时代的今天，不同文化之间的频繁接触，使得人类不能不正视文化在交流、技术合作、国际协商、经济发展等方面的作用。同时，很多冲突、经济摩擦、危机的出现，常常与不为人所注目的文化因素联系在一起。因此，站在科学的文化观上去理解文化、理解人类，从文化的视角来解决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问题，引导人们适应现在和未来变化的轨迹，是一迫在眉睫的问题。而文化这一软中有实的要素，一定会在这一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文化禀赋是经济发展的一种根源

　　经济现象及经济行为，是社会行为或文化系统的一部分，经济因素的变动不是孤立的，而是与社会结构和文化模式的变动相互作用的。二次大战后，社会科学家们普遍认识到，决定经济发展的不仅是经济因素，还包括许多非经济因素。与那只对人们的短期经济行为有直接影响的“看不见的手”——市场竞争相比，有一只“无形的手”造成了地区间、民族间、国家间的具体经济形式的差异。这只“无形的手”就是隐藏于经济过程背后的各地区所特有的文化特质和文化传统。经济发展的最后动力在经济体系之外。文化传统是经济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变数，它不仅可以促进经济的现代化，也可以妨碍经济现代化的进程。人们逐渐认识到文化禀赋是经济发展的一种根源。

　　对不同社会条件下文化模式、文化变迁的研究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引人注目。人们在经济的发展模型中有意地强调文化禀赋、资源禀赋、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之间的辩证逻辑关系。当然我们不能堕入文化的技术决定论中，但也不能缺掉“文化变量”。我们深信，只有把文化禀赋的作用结合到经济发展分析中和制度设计与改革中，这一视角才变得可行。

　　文化的消费:文化搭台与经济唱戏

　　举目世界，可以说当今是文化自觉地被传承、被发现、被创造的世纪。这一文化也是近代以来民族——国家认同的一个重要源泉。原有的“无意识的文化传承”在今天，常常为来自国家和民间的力量，进行着“有意识地创造”，这种创造的过程，正是一种“文化的生产”与“文化的再生产”的过程。这种“生产”的基础，并没有脱离固有的文化传统。同时，这一过程，也从单一的民族文化的领域进入到地域共同体之中。现代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一些民族文化、地方文化等一系列的文化展示，就是一很好的写照。特别是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口号下，观光业等文化产业成为一重要的地方经济来源的今天，文化的生产和再造是一到处存在的现象。作为全球体系之中的地方或族群，常常在文化上表现出双重的特点，即同质性与异质性的二元特点。我们也会经常看到，在某些民族的文化节日上，流行的歌曲和音乐与具有民族特点的节目互相映衬；纯粹的民族的传统舞蹈在富有现代技术手段的设备和带有西方味道的音乐互相交织在一起；在同一个舞台上，展现着文化的传统与现代、文化的同化与异化。即在全球化过程中，生产、消费和文化策略之间已相互扭结为一个整体。

　　当文化建立在可分的又是共同的生活意义及基本理念基础上时，文化才可能永远有生命力

　　在全球化过程中，有关技术与文化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技术进步与文化合理性的讨论，成为在信息(资讯)社会中经常会面对的问题。

　　马克斯·韦伯曾把现代理性划分为工具理性(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人文理性)的区别，并把人们的行动相应地分为工具合理性行动和价值合理性行动。哈贝马斯认为科技进步使人对人的统治“合理化”、技术机制化，而工具理性所造成的极权统治的现象，正是认知理性和社会领域之间病态的和非理性的关系，它只能通过对社会领域和认知旨趣的合理整合，才得以治愈。今天西方的技术理性并没有有机地和人文理性结合在一起。即没有达到与文化共享的基础上。因此，当文化建立在可分的又是共同的生活意义及基本理念基础上时，文化才可能永远有生命力。如果文化的统一只是通过技术和技术应用的共同性建立起来，那么，它是没有基点的统一。在人类进入信息社会、高科技时代的今天，“技术和文化”或“技术与人性”之间的互动关系，仍然是科技与人文的主题之一，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高科技时代会有明显的人文文化的复兴潮流，特别是在东方社会，东方文化的人文特质一定会超越技性对于人性的束缚，使得技术、文化和心性达到有机的统一。

　　总之，从人类的整体、文化的消费与技性人性讨论全球体系中的文化问题，其背后离不开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而中国社会和文化中所积累起来的对异文化理解的精髓与人文精神，一定会为“和而不同”的全球社会与文化共享的高科技的全球社会的建立，发挥积极的作用。

　　作者系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博导

　　国际体系与国际制度:大国崛起的空间

　　唐贤兴

　　地球有限的空间和资源条件不可能让每个国家都崛起成为大国

　　今天的每个国家都需要通过实现发展才能在国际社会中生存下去，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个国家都致力于谋求国际上的大国和霸权地位。

　　在地球有限的空间和资源条件下，不可能为每个国家都崛起为大国提供足够规模的领土、人口和其他资源，以及强大的经济、科技和由此而来的军事实力。的确，每个国家都必须解决自身的安全问题，事实上，很多国家的生存和安全都得益于国际社会的和平——这是一种因为全球化和相互依赖对战争的制约而产生的和平。生存和安全不应再是每个国家未来命运的本质，唯有繁荣和发展、以及人民的福祉才是国际社会当下和今后努力的方向。

　　当今国际社会普遍反对战争，主张和平解决国际争端，通过民主化、法治化的国际合作方式来实现国际公共事务的治理。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吉尔平认为:“由于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后起的经济强国必然要利用发展起来的经济力量要求获得政治上相应的权力，而衰微的强国必然利用旧的制度全力阻止新兴大国的崛起，其结果就是系统的‘结构性战争’和新的国际权力体制的建立。”这种观点之所以存在问题，就在于它仅仅是对西方国家经验的总结，同时它对国家本性的把握也是不正确的。

　　“大国崛起引发战争、战争缔造大国崛起”的逻辑今天已经不合时宜

　　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不能也不可能成为今天大国崛起可资利用的财富。那种“大国崛起引发战争、战争缔造大国崛起”的逻辑，在今天已经不合时宜。

　　现代西方国家的成长及其大国地位的确立，与其对外武力扩展、殖民和掠夺是同一个过程。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无论在历史上产生过多少个变种的流派，实际上都是对西方经验和西方国家至今仍然相信的观念的概括。他们认为国家在本性上是理性的，以追求权力、利益、安全为目标，由于世界强国地位是一种最稀缺的国际资源，在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下，为争夺这一稀缺资源，国家间关系必然表现为冲突和纷争。因此，某个新兴大国的崛起必然会构成对现有大国的威胁，强国必然要对新兴大国采取遏制战略和政策。

　　政治理论家乔治·莫德尔斯基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提出了长周期理论，认为霸权周期一般为100年左右，历史上一场大的全球战争开始一个长周期，经过战争，一个国家取得霸权并利用战后的和平协议使其获得的优势合法化，新产生的霸权国家提供安全和国际秩序，而当这个国家失去权力优势的合法性时，就导致了另一场全球性战争，产生一个新的霸权者。今天，随着全球性的抵制全球战争的力量——比如经济全球化和紧密的相互依赖，全球公共利益观念的强化，国际法和国际制度对国家权力和行动自由的有效规范和约束，国际组织对国家的“教育”和国家为适应国际社会的“学习”等等的不断增强，爆发全球性战争的危险已经被降低到最低限度。

　　对于崛起中的大国最现实的选择是学习、适应和遵守国际社会共同的规则和价值

　　由于大国崛起的空间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需要在新的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下认识大国的崛起。对于新兴大国的崛起，绝大多数的国际关系理论更多地聚焦于大国崛起将对现有的国际格局、国际体制带来什么样的冲击或挑战，而较少考虑到现有的处于和平变革中的国际体系和国际制度安排对于大国崛起的意义。首先，全球化把几乎所有的国家纳入到国际体系中来，现有的国际制度安排不是排斥而是尽量让正在成长中的国家，比如俄罗斯、中国、印度和巴西等等成为国际体系积极的参与者、维护者和建设者，而不是积极的反抗者和挑战者。

　　其次，在全球互动的空间中来获取国家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已经成为当今每一个国家(包括大国和其他正在崛起的大国)共同的战略基点。对崛起中的大国而言，学习和适应国际社会的规则(再次强调一下，今天的国际规则是和平性的)，根据国际规则来重新塑造国家自身的利益、需求和行为偏好，既被看作是一种和平的因素，更重要的，也是国家能够获取国际社会的资源的可能性所在。所以，对于崛起中的大国而言，最现实的选择是，学习、适应和遵守国际社会共同的规则和价值，制定合理的内外政策，设计有效的制度，抓住国家发展的国际战略机遇期(即较长时期的和平环境、世界经济处于繁荣或上升阶段、新的科技革命)。如果我们把国家的这种变革叫做“内在革命”的话，那么，今天的国际体系和国际制度能够为大国崛起提供实现革命的空间和资源。

　　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