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变革增长机制 切实解决深层次问题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实现宏观经济稳定，保持经济长期增长，缓解社会冲突与矛盾，将生态环境损害控制在较低水平，所有这些目标的达成，都有赖于对目前的增长机制进行根本变革

　　按照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安排，中央召开经济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召开之际，经济增

　　简单来说，过去一年，政府在经济领域一直在做两件事情：第一，进行宏观调控，尤其是对房地产业进行调控，以抑制投资的过快增长。为此，甚至处理了一批擅自批准建设项目的地方官员；第二，解决一些民生问题，涉及医疗、教育、养老保险、住房等领域，以缓解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所引起的民众情绪。为此，政府采取若干措施试图抑制相关商品与服务价格上涨，增加政府投入。应当说，政府在解决这两个问题方面已取得了一定进展，但都相当吃力。原因在于，这两者源于同一个体制性、机制性因素。

　　过去若干年来，由于种种政治原因，形成了地方政府之间为了增长而激烈竞争的格局，地方政府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各地官员为了实现政绩最大化，即本地GDP和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采取各种措施推动投资增长，既包括政府自己大量投资，也包括出台优惠政策吸引企业投资。

　　由此，投资成了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且呈现出刚性增长。中央政府从2003年下半年以来就出台措施抑制投资，但效果始终不大，即使稍有效果也立刻反弹。比如，今年上半年，投资就强劲反弹，迫使中央政府不得不采取更强硬措施，城镇投资增长率终于从6月份的33.7%回落到10月份的16.8%，但在建项目规模偏大的局面一时仍难以扭转。

　　这种投资热潮也得到了银行流动性过剩的支持。前10个月新增人民币贷款约2.78万亿元，已超出年初预定新增人民币贷款2.5万亿元的政策目标。而新增中长期贷款大幅上升，短期贷款迅速减少，这表明，新增贷款仍然主要流向固定资产投资领域，投资依然随时会反弹。

　　如此强劲的投资增长，部分是由经济发展阶段属性所决定的；但也不乏地方政府人为操纵的因素。地方政府官员为了吸引投资，普遍放松环保标准和劳工标准，诱发投资长期人为过高增长，大量高污染项目上马。这些投资驱动能源生产加速，前三季度经济增长为10.7%，而煤炭和电力生产增速分别为11.7%和12.9%，工业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继续攀升，实现全年节能降耗减排的任务难度加大。

　　另一方面，为了吸引和留住投资，地方政府普遍采取亲商政策，抑制劳工维护自身利权利的活动，导致劳工工资长期被人为抑制在一个较低水平，经济增长的收益在投资者与劳工之间的分配失衡。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这种经济增长的收益也主要集中在城市，投资驱动的经济快速增长，使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出扩大态势。前不久世界银行发表报告称，中国家庭中最贫困的10%人口(约1.3亿人)2003年的平均收入比2001年降低了2.5%，每天收入不足1美元，也即处于绝对贫困状态。

　　由此可以看出，地方政府官员为了实现政绩最大化，通过补贴竞争而形成的由投资驱动的经济快速增长，本身必然是粗放的，以生态环境的严重损害为代价，这种增长也会扩大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从而使消费与投资无法匹配。在这种情况下，投资形成的产能只能用于出口，推动贸易顺差快速增长，形成严重的国际收支失衡。所有这些也意味着，目前的快速增长是不稳定的，蕴涵着较大的剧烈波动风险。

　　决策层已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过去几年一直强调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同时也提出着力推进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促进社会发展和解决民生问题等。但很明显，这些调整未必合乎地方政府官员的短期利益，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和结构调整政策遭遇了程度不等的梗阻现象。解决民生问题的一些措施，到地方层面也严重走样或者实施不力，比如，新农村建设在很多地方变成“新村”建设，而部分地方政府对于自己应当对民众承担的福利责任，则百般躲避。

　　可以说，实现宏观经济稳定，保持经济长期增长，缓解社会冲突与矛盾，将生态环境损害控制在较低水平，所有这些目标的实现，都有赖于对目前的增长机制进行根本变革。其中最为重要的问题是，重新定位政府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角色。和谐社会纲领的提出已经显示了这种趋势，即政府的主要功能要从推动经济快速增长，转向以更大精力向民众供应公共品和必要的福利保障。政府从增长的引擎变成服务公众的体系。现有增长模式带来的种种问题均与政府定位不当有关，若政府能够重新定位，则增长、环境、收入分配、福利供应等诸项价值，大体能够实现平衡。

　　这就是未来相当一段时期，整个社会面临的最大挑战。人们期待决策层拿出有效的方案，切实解决经济社会生活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