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邱兴华案，别让民愤遮蔽程序正义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何兵等5位法学家发表公开信，请求司法部门立即为陕西涉杀11人的被告人邱兴华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12月12日《新快报》)。

　　笔者认为，二审法院如果对邱兴华不作精神病鉴定，不仅不能服众，而且在程序上也明显不当。因为在笔者看来，邱兴华特大杀人案民愤极大，而在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语

　　境中，平息民愤往往是司法机关面临的首要任务和现实难题，也就是说，在邱兴华案的审理中，民愤很可能遮蔽法律权威和司法理性，遮蔽程序正义。

　　对于邱兴华案来说，行为的客观性已经无可置疑，后果是确定的，证据是确凿的。目前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行为人邱兴华的刑事责任问题。对于一般正常人来讲，精神是否正常，作出行为时是否具有控辨能力，无须多虑。然而，对于其家族曾有多个精神病人的邱兴华来说，有没有精神病，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则是一个非常大的悬疑。如果不能排除这个悬疑，在程序上是不当的，法院判决缺乏正当性基础，判决结果必然受到质疑。

　　而从二审开庭的情况看，司法机关很可能不愿意接受邱兴华有精神病的可能性，也不愿意给邱兴华提供鉴定的机会，因为鉴定结论万一认定邱兴华有精神病，法院将无法平息民愤，无法承受来自各方的巨大压力。

　　法院很可能以心理学测试代替精神病鉴定。从报道情况看，司法机关实际上对邱兴华已经进行过相关的测试。在一审开庭前夕，犯罪心理学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李玫瑾为邱兴华通过两套测试题认定邱兴华属“变态人格”而不是“精神病人”，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12月8日《华商报》)。这个结论既可以当做驳回司法精神病鉴定的挡箭牌，也可以作为维持一审判决处死邱兴华的通行证。

　　其实，由犯罪心理学专家对邱兴华进行人格测试，得出“不是精神病人”的结论，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从法律程序上都是站不住脚的。笔者虽然不是司法精神病方面的专家，但从一般逻辑上看，人格测试只能确定嫌犯的“人格类型”，而人格缺陷与是否精神病绝对不是一个概念。而且不是直接委托精神病专家对嫌犯进行精神病学鉴定，而是用人格测试方式排除精神病，这在逻辑上是有问题的。何况，心理学专家作出的“不是精神病人”的结论，从主体资格上也是瑕疵的。另外，还有程序上的问题，人格测试既非由专门机构进行，也非经过法定程序委托进行。

　　在笔者看来，法律权威和司法理性不是靠平息民愤而赢得的，而是靠严格依法办事和公平公正司法来实现的。我国刑法的全部原则和内容贯穿了一条主线，即勿枉勿纵、罪刑法定和罪刑相当。其中一个原则就是精神病人可以不负刑事责任。不折不扣地落实这一刑法原则不仅适用于一般刑事被告人，也当然应当适用于像邱兴华这样的“杀人恶魔”。如果以民愤极大为理由，而拒绝对其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的话，不仅没有排除“出罪”的一切可能，程序上缺乏正当性，而且也是对法律权威的损害和对司法理性的亵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