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姐”的隐私权和女工的健康权

　　■郭松民

　　今天看到了两条和女性有关的新闻，心里产生了一种古怪的感觉：一条是深圳警方公开处理涉黄人员的事件在继续发酵，甚至连全国妇联也被卷了进来。（《中国青年报》12月11日）；另一条是在广东惠州几家电池厂打工的多名女工，相继患上了镉中毒这种职业病。（央视国际12月11日）

　　我的古怪感来源于社会各界对这两件事情关注度的鲜明反差：第一件事，俨然成了一段时间以来舆论关注的一个焦点话题，有学者甚至已经将其定位为保障公民权利的一个新的突破口；第二件事所反映出来的问题，虽然自2004年起就开始浮出水面，但直到今天，还仍然在默默地“走法律程序”，谁也不能确定这些受害的女工究竟能不能得到适当的赔偿。

　　对任何侵犯公民权利的事件，无论是隐私权还是健康权，都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就这两起事件而言，后者性质的恶劣程度和社会危害程度，都远远大于前者，理应引起远远大于前者的社会关注度才对，为什么实际情况却刚好相反呢？

　　原因可能是复杂的，不过在我看来，有一点也许非常重要：即由于思维惯性的缘故，我们对暴力强制充满了警惕，但对非暴力强制我们了解得还不够多，对其警惕性也不够高。诚然，在女工们走进那些充满了有害元素却又通风不良的车间的过程中，我们看不到暴力的符号，相反，我们却容易把这理解成是一种“自由交易”的结果。但只要我们把劳动力供大于求、社会保障不健全、信息不对称等因素引入“交易”过程中，就不难看到，这些女工的健康权乃至生命权受到损害，其实是一种被强制的结果。

　　显然，对于处于社会底层的广大民众来说，和暴力强制相比，他们受到隐蔽的非暴力强制的威胁更大，由此产生的社会后果也更严重，更应该受到社会各界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