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跃兴
一段时间以来，在媒体上的文化新闻中，看到和听到最多的是“恶搞”的新闻，一会儿是“四大名著遭恶搞”，一会儿是“红色影片遭恶搞”，一会儿是“伟大诗人屈原被恶搞”，一会儿是“古代诗歌遭恶搞”，一会儿是“孔子遭恶搞”……一时间，“恶搞”几乎充满了人们的视听空间。
“恶搞是人民冷嘲热讽的解构姿态，恶搞是人民喜闻乐见的文艺批评，恶搞是人民 平凡有趣的精神追求……”这是“恶搞文化”倡导者打着“人民”的幌子提出的所谓批评原则、审美趣味和娱乐精神。其实，大部分“恶搞”已经彻底背离了“人民大众”。他们抱着消遣娱乐反文化的态度，丧失了应有的道德荣辱标准，全然没有任何顾忌地在“恶搞文化”中发挥他们的所谓“创造力”。当历史上一部部经典名著、一个个文化伟人、一幅幅世界名画被拿来搞得面目全非，被肆意曲解时，这种所谓的“恶搞文化”，已经成了一种“纯粹的游戏和荒诞的行为”。
曾有读者这样严肃追问：“近几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变化，可谓沧海桑田，这为有志于文学创作的人提供了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富矿，但为什么却始终没有产生足以和时代相匹配的伟大作品和文学巨匠呢？”今天，“足以和时代相匹配的伟大作品和文学巨匠”的确是稀少难见，但是，许多人却在“恶搞”上表现了极为发达的创造力，他们不是渴望创造“和时代相匹配的伟大作品”，而是剑走偏锋，把创造力、想象力用在了“恶搞”上，用在了“戏侮严肃”、“戏侮文化”上。
有“恶搞”网友称，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恶搞”资源高度发达的时代，全民“恶搞狂欢”成为一种消费娱乐时尚……但是孰不知，当“恶搞”越过了人类公认的道德、伦理、精神界限，公认的文化理念，“恶搞”也就必然没有了它的存在意义。因此，如今的问题，已经不是能不能“恶搞”的问题，也不是对“恶搞”宽容与否的问题，而是应该彻底刹刹这种“恶搞”之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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