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富与匮乏

　　文/李平

　　在国民读书指数（对于它的统计方法暂且不议）持续下降的今天，我们却在某个特定时间节点上想起《永乐大典》来。明代永乐年间按皇帝明成祖意愿编就的《永乐大典》，是一部极其浩瀚的“类书”（汉语特有的工具书类型，特点是分类辑录汇编各种材料以供检索之用）。《永乐大典》正文22877卷，凡例和目录60卷，总字数约3.7亿。如果不是因为后

　　盛世修书是中国古典文化的传统，有着悠久的历史。这些高、大、全的惊人工程的确让似乎越来越渺小的后人仰视，并几十年如一日地把它们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形象而沾沾自喜。皇帝的好大喜功是权位滋生的一种挥之不去的本能（它当然也造成了文化积淀的客观效果）。皇帝们的原初目的，是希望藉此而获得千古功名、流芳百世。然而，这里且不去说在编修这些“巨著”的背后有着多少令人恐怖的痛苦故事，只就其在历史上的真实地位和价值而言，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余秋雨先生曾对编撰《四库全书》十年间的中西历史作了一个比较。他发现：当我们许许多多文人在皇帝的旨意下，辛辛苦苦地把各种古代典籍整理、组合在一起的时候，西方人在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方面却做出了多项重大的发明创造，它们在人类历史上都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余先生因而指出，在我们民族的三个“不在乎”之中，有一个就是“创新精神不在乎”。然而，说“创新精神不在乎”，有些人可能不买账：我们不是有举世闻名的“四大发明”吗？这难道是可以否认的吗？

　　可也就是在这事上，还确有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四大发明当然是中国人伟大智慧的体现，只是这些发明在历史上并没有造就我们民族的伟大壮举（比如，火药常被用来制成驱逐鬼神的爆竹，指南针常被用来谶纬算命……）。但是当这些发明经由蒙古人和阿拉伯人传入西方以后，却在某种意义上为欧洲文艺复兴的物质基础创造了条件：造纸术与印刷术不仅改革了西方教育的传统方式，而且成为“新教”的思想宣传工具，从而成为精神发展和科学复兴的强大推动力；火药则起到了摧毁封建武装、“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的巨大作用；指南针则是地理大发现的基础，为西方打开世界市场、建立殖民地提供了划时代的工具（这些观点主要由马克思提供）。

　　虽然我们拥有《永乐大典》、《二十四史》、《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等引以为豪的鸿篇巨制，但它们在历史的创造性活动中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这是事实；资料收集和编辑得再完备，也抵不上精神创造体系在人类生活中的引领作用，这是事实；近代以来，我们民族无论在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方面对人类的贡献都不大，这也是事实。表面的“丰富”往往遮蔽了事实上的“匮乏”，每一个有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

　　鲁迅先生在为青年人开书单的时候，愤懑而“别有用心”地说：“我以为要少或竟不看中国书。”因此，我写在这里的话，也希望不要被人误解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