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寄居郊区时代的东西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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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反，中国有越来越多的拆迁户和刚参加工作的青年不得不走向郊区，郊区似乎成为了一种无奈的寄居选择

　　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房地产商们开始证实自己的想法——中国的一些大城市如北京、

　　城市郊区化意味着城市人口、就业岗位、工商服务业等在大城市市区里由内向外、由市中心区向郊区迁移的过程。它是所有发达国家必经的阶段，当城市化进程完成——一个国家50%的人口都居住在城市中，就会自然而然地过渡到郊区化阶段，美国实现于1920年，英国更早，而中国去年的城市化水平仅为43%。城市化发展水平的差距使得中国走上了一条独特的郊区化发展道路：发达国家的郊区化使得城市离心扩散的同时中心停滞和衰退；而中国的郊区化进程中城市发展的向心力和离心力并存，遂造成了一种经济和人口的向心集聚和离心扩散依存的情况。各种优势日益向城市中心聚集，催生了一批寄居郊区却依然憧憬城市的郊区青年群体。有学者戏谑地称为“有中国特色的郊区化”，而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建中则直接称其为一种不正常的郊区化。

　　我国的城市郊区化开始于改革开放后涌现的旧城改造和工业外迁，同时城市土地有偿使用制度，住房商品化制度以及城乡户籍制度的改革又加速了城市郊区化的步伐。经过产业结构调整，城市原有的中心区工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污染较重的工业迁至郊区，而向心性很强的商业、金融业等第三产业集聚中心区，加强了中心区的城市现代化功能。中心城区把工薪阶层和普通人置换出来，让他们搬到郊区去，原来房子所在地的房产地价上升，带动建设更丰富的中心城区的公共资源，中心区不但没有“空心化”，反而更加繁荣，最终却让很多普通人不能享用。

　　就迁移的人口阶层和目的来看，西方国家最早是富有阶级从城市中心迁移到郊区，在郊区建立独栋别墅。后来，随着交通、通讯等行业的迅速发展，大批中产阶级为追求良好的生活环境也迁移到郊区。整体人群是基于一种自发的寻求更高品质生活的目的。而我国郊区化过程中迁移的大多是因为买不起城市中心房产，或者宁愿以同样的价钱选择更宽裕的住房条件的工薪阶层和外来流动人口，多出于一种无奈与被迫的举动。

　　而且在我国有相当一部分城市的郊区化是建立在城市交通没有明显改善，郊区的公共配套设施较为落后的基础上，郊区的商业、教育、医疗、社区服务业与城市市区差距太大。同时又缺乏方便的城乡运输系统，不能满足长距离快速出行的要求，使大多数城市的郊区化只局限在近10公里以内发展。西方国家较普遍的是在离市中心20公里的远郊区，它们是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情况下高、中产阶级以私人轿车和高速公路为主的城市郊区化。

　　然而尽管有着诸般的不完善，中国的郊区化的发展依然以迅猛的速度进行着。以北京为例，从1991年到2000年，北京近郊区是人口的主要导入区域，也是北京市人口增长的主要承载地。2000年近郊区总人口比1991年增加了239.9万人，人口密度的增长幅度也远高于远郊区。

　　美国城市的郊区化经历了“四次浪潮”：从人口居住郊区化到商业郊区化再到就业郊区化和办公业郊区化，是一个相对完成健全的过程。而我国现在的郊区化基本上以大城市人口与工业，以及部分商业的郊区化为主；服务业、办公业及金融保险等第三产业仍在向城市中心区集中。

　　如今国内一些大城市的郊区化因为顺应了城市发展的规律性，确实产生诸多积极作用如疏散了中心区过密的人口，分散了那些不适合在城市核心部位发展的工业企业，带动了郊区乡村的开发等等。但它也为日益增长的郊区青年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最直接的莫过于通勤和出行成本的增加，城市公共交通设施跟不上郊区化的发展趋势，交通堵塞有增无减。

　　的确，搬到郊区可以享受到城市里无法比拟的新鲜空气和绿地，以及低密度和相对宽裕的居住条件，但却失去了一系列与生活息息相关的诸如医疗、教育、商业等基础配套设施——无形中增加了生活成本。“生活得更辛苦，操心的事更多，与城里生活有差距，虽然比农村要好很多，但不如城市边缘如住在四五环的人。”这是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建中对北京郊区青年生活状态的印象。

　　住房制度改革以来，我国大城市中心危旧房改造与郊区新住宅区建设的步伐大大加快，推动了人口居住的郊区化。在危旧房改造中，政府往往采取各种优惠政策，促进原有居民迁往郊外。如北京市1990-1995第一批危旧房改造列入计划的有37片，其中22片分布在城市中心区，拆迁户有20%左右向郊区迁移。而这些老北京的拆迁户则成为了以外省来京人员为主要构成的郊区青年最有可能的邻居。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于海告诉记者，上海很多因为拆迁而大规模搬到郊区的老百姓，并非自愿，因为远离城市可能意味着失去工作机会，一个摆摊的小贩如何在高楼大厦里谋生？他们表面上看似改善了生活品质，但其实是以增加生活成本，失去邻里网络的社会资源为代价的，搬到郊区没过几年小区就贫民窟化了。与这样的邻居生活在同一个商品房小区中，对于现在二三十岁为主的郊区青年或许没有太多的影响，但随着下一代的诞生，考虑到小学就近择校问题，家长会更想为孩子寻找一个良好的环境。

　　而这些现实状况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或许在短期内并不会显现，但十年、二十年以后，医疗与受教育的需要也许会成为郊区青年最大的隐患。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孙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