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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当官做老百姓行不行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12月14日11:01 西安新闻网-西安晚报

  

不当官做老百姓行不行

  ●和慕绥新谈话之前,我先找了他的秘书,秘书说:“你让我说谁给慕绥新送钱了,我说不出来,但是让我说谁没给他送钱,我能说出来。”

  ●很多贪污腐败的领导干部都有共性,即都有一个苦难的童年,都有一个奋斗的青

年,都有一个上升的中年,最后都有一个悲惨的晚年。

  ●成克杰、慕绥新、刘金宝都跟我提出过:“能不能向中央反映一下,一分钱也不要了,什么官也不要了,到偏远地区盖个小房,做老百姓行不行?”我告诉他们:“不行,你已经犯罪了,你必须为你的罪行承担法律责任。

  据《检察日报》报道,12月4日,全国检察业务专家、吉林省检察院反贪局局长姜德志被评选为“2006年度中国十大法治人物”,记者专门采访了他。姜德志参加检察工作26年,从事反贪侦查工作20年,直接查办和指挥查办大要案200余件。通过办案,姜德志和一些大小贪官有了近距离的接触,对他们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不仅能听到他们心底最真实的声音,更能够触摸到他们的心灵轨迹。

  为了使更多的人远离职务犯罪,近几年来他应邀作专场反腐报告50余次。吉林省教育厅一位副厅长感慨:“他的报告,能让人记一辈子。”

  ■反腐形势贪官职务级别越来越高政治经济危害越来越重

  近年来,我国各级检察机关查处了一大批贪污腐败案件,但是,反腐败的形势依然严峻。之所以这样说,根据我的理解,主要有以下5个方面:

  贪官职务层次越来越高

  20世纪80年代初,查处的往往都是基层直接管钱管物的厂长、经理、采购员、会计、出纳员。从90年代开始,领导干部犯罪越来越多。我这里有个统计,1993年至1997年查处厅级干部265人,平均每年53人;1998年至2002年查处厅级干部816人,平均每年163人,是前5年的3倍多。1993年至1997年查处省部级干部7人;1998年至2002年查处省部级干部25人,是前5年的3.5倍;去年,省部级领导干部仅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就有10人。这个数字很惊人,这个现象也值得深思。

  犯罪向政治司法领域发展,窝案串案极多

  1982年,中央作出了打击严重经济犯罪的决定,把贪污贿赂犯罪界定为经济犯罪。那时实行价格双轨制,有些人利用职权吃差价。据有关部门研究,那些年吃差价,每年有几千个亿都吃进了个人腰包。但是这些人不满足于经济实惠,有了经济基础后,要涉足政治,寻求更大的利润,寻求保护,客观上也造成了政治腐败案件和司法腐败案件频发。

  犯罪形式也越来越有组织,窝案串案极多。沈阳“慕马”案中,有100余名局级干部向他们行贿,很多县委书记、县长、区委书记、区长和一些主要局的局长基本都给他们送钱了。2000年底,我被调去查办慕绥新案件。和慕绥新谈话之前,我先找了他的秘书,秘书说:“你让我说谁给慕绥新送钱了,我说不出来,但是让我说谁没给他送钱,我能说出来。”

  涉案数额越来越大

  1993年至1997年,我国查办的百万元以上的贪污贿赂案件有617件;1998年至2002年是5507件,是前5年的8.9倍。有些案件涉案数额非常惊人,如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三任行长相继卷走公款几十个亿。

  危害严重致政府效能低下

  重大事故、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背后都有贪官在起作用,从目前揭露出来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看,背后都有腐败官员在庇护。由此可见,腐败在政治上造成的危害确实不可忽视。

  在经济方面,腐败极大地阻碍了经济发展。慕绥新任沈阳市市长时,土地转让金一年仅7000余万元。慕绥新、马向东落马后,2001年沈阳土地转让金10亿元,2004年是20余亿元。可见,腐败对经济的破坏力是很严重的,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政策损耗,使得政府效能低下。

  ■贪官堕落轨迹年轻勤奋、晚节不保经历惊人相似

  从领导干部职务犯罪个案分析,一些领导干部之所以犯罪,其原因很复杂,但也不无规律可循。首先是客观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体制弊端和制度缺欠

  权力过分集中,为贪污腐败提供了条件。公共权力有两个自然属性,一个是它的腐蚀性,一个是它的扩张性。如果权力不加监督不加制约,任凭它的自然属性发挥作用,腐败是必然的。

  为什么贪官跳不出怪圈?很多贪污腐败的领导干部都有共性,即都有一个苦难的童年,都有一个奋斗的青年,都有一个上升的中年,最后都有一个悲惨的晚年。很多人原来本质不错,不少人都是苦出身。成克杰上学之前没穿过鞋,苦得不得了;安徽的王怀忠,要饭的出身……这些人青年时候奋斗成才,中年不断进取,然后,到一定位置了,腐败了。这固然有主观因素,但制度因素不能忽视。成克杰能号称壮王。慕绥新说:“我当了市长以后,没人管,成了党内个体户,如果有人经常管我,不至于走到今天。”王怀忠在任阜阳地委书记时就把自己视为权力至高无上的皇帝,他说,按阜阳的1300万人口计算,他就是世界上第58位总统,并称“阜阳是我王家的天下”。

  升官发财的传统贪渎文化

  我国之所以腐败案件高发、多发,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传统贪渎文化的影响。著名学者王亚南说过一句话:“从另一个视野去看,二十四史实际上是一部贪污史。”中国的封建文化有很多糟粕。我从小听的故事,就是灌输读书—升官—发财,讲故事都是这么讲的。官本位的思想和观念,由此更加根深蒂固,到今天演变成了“你要升了官啥都有,你要不升官啥也不是”的谬言。妻不贤子不肖环境影响大

  这个环境包括微观环境、中观环境和宏观环境。微观环境就是家庭环境和工作单位的环境。我观察贪官,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家庭环境都是妻不贤子不肖,贪官背后不是有一个贪老婆就是有一个贪情人;孩子没有出息,都是依附在老子身上搜刮民财,直到把老子搞垮为止。一个领导干部的家庭环境太重要了,有的贪官老婆总嫌丈夫官小,总嫌得的实惠少,情妇就更贪婪。

  再一个微观环境是单位环境。贪官的单位环境的共同特点是风气不正,管理混乱。

  中观环境主要是交际环境。人是社会动物,都在交往中生存。但贪官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交友不慎,交友过滥。沈阳市财政局原局长李经芳,判刑之后让他谈体会,他说:“总结来总结去总结出一句话,就是铁哥们儿把铁哥们儿送进了铁笼子。”我工作几十年,接触大大小小贪官无数,我就没经历过一个送钱的人打死也不说的。从来没有!我总结,证实得最主动的是情人,揭发得最坚决的是哥们儿。

  再就是宏观环境。经验证明,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即人均GDP在1000美元到3000美元之间,社会矛盾加剧,收入分配距离拉大,贪污腐败现象就多发。

  ■贪官腐化原因

  踏上不归路有五大主观因素

  客观原因只是贪污腐败的条件,起根本作用的还是主观原因。客观因素都是大家共同面对的,为什么很多干部在同样的背景下能够廉洁自律、执政为民,有的就经不起诱惑和考验,起重要作用的还是主观原因。大凡贪官在主观上有这样几个共同特点:政治立场动摇

  列宁说过这样一句话:“政治上有修养的人是绝不会贪污的。”河北省原常务副省长丛福奎,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国家电力总公司原总经理高严,都是从丧失了政治信念后开始堕落,丛福奎甚至成了佛家弟子,被封了法号。很多贪官都烧香拜佛,寻求保佑,但最后也没有躲过牢狱之灾和灭顶之灾。

  价值观念扭曲

  价值观就是对事物意义的理解。贪官把钱把官看得太重要了,私欲严重膨胀。有些贪官的贪欲不可理解,比如刘金宝,贪占8000余万元,在上海拥有7处房产。但是,他母亲却领着一个傻弟弟住在上海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建的一处破房子里。他在香港养的小狗,看病的医疗费却偷偷摸摸地拿到单位报销了,价值观扭曲得不可思议。慕绥新对我说:“自从中纪委开始调查以来,我就没过过一天安生的日子,藏着这些赃钱,就像拿着一件传家之宝,捧着怕掉地上,放下怕被偷走,折磨得寝不安眠,食不甘味,突然你老姜拿个棒子来,一捅,哗啦一下子掉地上碎了,我心里倒踏实了,本来就应该是没有的嘛。”我觉得他这段话说得挺深刻。成克杰、慕绥新、刘金宝都跟我提出过:“能不能向中央反映一下,一分钱也不要了,什么官也不要了,到偏远地区盖个小房,做老百姓行不行?”我告诉他们:“不行,你已经犯罪了,你必须为你的罪行承担法律责任。”无论级别多高的官员只要犯了国法,想回到原来的起点只能是一种不能实现的奢望。

  道德防线崩溃

  我了解的贪官,走向犯罪都是从道德败坏开始的,都是从行为操守不检点开始的。我曾经接触过一个从基层上来的干部,工作非常踏实,突然出事了,办案人员让我签字,我很难过。我觉得不可思议。办案人员就给我介绍,他在县里当副书记时交上了一个坏朋友,把他领到饭店,酒过三巡,给他找了个“小姐”。后来,他调到市里当局长,这个“小姐”就跟到市里。他在办公室和女同志谈话的时候,这个“小姐”就能进来打女同志一个嘴巴。后来逼他搞钱,结果是既挪用又受贿,搞了几十万元钱让她拿去做生意,最后东窗事发。就是一念之差,道德防线崩溃了,结果是万劫不复。

  法律意识淡薄

  权力的属性是它的腐蚀性和扩张性,如果你不知道你的行为边界,你运用权力的程序就把握不住,你就要脱离法律的轨道,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成克杰、慕绥新都有法律意识淡薄问题。成克杰对法律几乎一无所知,对他的权钱交易犯罪不以为然,案发后还很困惑,他说:“不就是帮助别人批点工程给点好处费吗?大家都这么做,怎么就找上我了呢?”

  侥幸心理作祟

  贪官们为什么要贪?钱不应该你得,钱的来路不合法,都是明知的。为什么还要得呢?就是侥幸心理在作怪,总觉得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觉得有保护伞保护,自己行为隐蔽就没问题。如果说你真的贪了,那么你的精神生命必然要受到创伤。因为道德谴责感、对法律的恐惧感同时伴随而生。有些贪官,一有人出事,就寝食不安。警车一叫心惊肉跳,半夜有人敲门,后半宿就睡不着了。西方一个司法精神病学家搞了个贪官健康状况调查,发现贪官健康状况都不好,寿命都短,突出特点是心脑血管病比较普遍。所以侥幸要不得,侥幸的结果是不幸。据《南方日报》

  监督是惩防腐败关键

  姜德志认为,有效的监督是对制度执行的保障和制度“无效”情况下的救济和矫正。从成克杰、慕绥新等腐败案件中我们看到,这些人作案跨度大,持续时间长,而且日趋严重,往往是边腐败边提拔。我们的监督机制为什么不能及时有效地发挥作用?我想应从以下四个方面解决:一是客观认识同体监督的局限性,要解决监督主体依法独立监督的制度保障;二是强化对各级“一把手”的监督同时,加重所在党组织特别是“一把手”的监督责任,要追究失察之责;三是各监督主体要各负其责,同时形成合力,监督重心要前移,不要等到发展为严重犯罪才来算总账,这对党的事业和对干部个人都是很大的损失,成本太大;四是依法依纪监督,这样才能建立健全发现机制和惩戒机制,要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不能法外开恩。

  只要我们坚决贯彻党中央确定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脚踏实地地开展工作,彻底遏制和清除贪污腐败将为期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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