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中国有更多妇女领导人

　　希望中国有更多妇女领导人

　　———专访加拿大前女总理、国际妇女论坛前主席坎贝尔

　　□本报记者由珊珊文／图

　　记者：您一直从事世界妇女工作。据您观察，中国妇女地位是否有很大变化？

　　坎贝尔：中国的妇女领导在增多，是中国妇女经济和政治地位提高的很好喻示。中国一直在提高妇女的经济地位，但这只是一小步。总的来说，我认为中国妇女还面临很多问题，中国传统观念对妇女的束缚还很多。

　　记者：那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处于什么水平？

　　坎贝尔：2005年，世界经济论坛宣布了一个关于世界各国妇女地位比较的排名，中国排第33，是亚洲最高的，主要原因可能是中国妇女大多都有工作，经济地位比较高。

　　不过在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一国内的情况也不尽相同。例如我们总结中国的状况，不能看全部，而要看城市和农村的、东部和西部的等等。

　　记者：对于中国妇女的未来，你乐观么？

　　坎贝尔：我读到一些关于中国的有意思的事。妇女离开家到外面打工，回来后，她们在农村开始新的事业。她们挣了钱，都攒着给家里，显示出对家庭的责任感。我访问中国时，遇到很多非常成功的女性，所以我对她们的未来很有信心。

　　记者：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着一种家庭危机，婚外情和养情人现象蔓延。

　　坎贝尔：这在人类历史上早有共识，不是中国独特的现象。现在中国的问题可能是，随着财富急速增加，这样的机会更多了。人们可以更独立，有更多机会。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婚外情更多出现于上层社会、精英阶层和一切拥有资源的人。这就要求法律保护忠于婚姻的那一方。

　　记者：在其他国家的经济上升期，是否也出现过类似的问题？

　　坎贝尔：人们对婚姻的观念各不相同。美国克林顿总统和莱温斯基的丑闻传出时，很多欧洲人认为美国人太孤陋寡闻。法国前任总统密特朗就有过情妇，他和情妇的女儿甚至公开出席其葬礼。当人们的选择多了，社会压力也就大起来，这就要求社会重新审视婚姻的意义和本质。

　　记者：卖淫在许多国家屡禁不止。你认为该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坎贝尔：相对卖淫而言，更应该警惕的是胁迫卖淫。政府应该采取措施，保护被迫卖淫的女性。

　　在一些国家，性工作者是法律允许存在的，并受到监管和健康管理。卖淫被称为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行业，我也不认为它将来会消失。我只是觉得，从事性工作的人，应该年龄足够大到可以为自己的决定负责任，而非被胁迫而为。所以在加拿大，我们一直在争论，卖淫本身不是犯罪的关键，但胁迫卖淫是很严重的罪。

　　同时，卖淫女人数的增加，也反映出一个社会现实，就是她们没有更多的求生的机会。

　　记者：您怎么理解性解放和性开放的关系？

　　坎贝尔：性解放的确有可能会导致性开放，但我不觉得性开放是件坏事。

　　我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和社会，女人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性伴侣，可以嫁给想嫁的人。社会照样强大繁荣。我上大学时，避孕药刚推出一年，带来了一场性革命，因为女人第一次可以控制性关系，可以决定是否要性关系而不惧怕因此而怀孕。这带动了其他一系列的变化。我们女性不一定总会做正确的决定，但我们的决定，可以迫使我们在性关系中成熟起来，并且负起责任。

　　“性革命”经常发生。避孕药只是其中一种。每代人都有些禁忌和法律禁止的东西，但人们最主要的是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学会如何应对这些变化。我们必须鼓励人们成熟起来，当他们面临新机会的时候，要学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要自重。

　　记者：你也是马德里俱乐部的成员，那你怎么看今天中国的民主？

　　坎贝尔：我觉得中国政府进行了非常好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这为民主机制的产生准备了平台。

　　我想中国会以一种合理平和的方法，进行一些有意义的政治改革。中国开始在基层进行民主选举，虽然我不太相信它们全都是以完全公平自由的方式进行，但至少是个开始，我也希望能继续下去。我希望能看到更多的妇女领导人。我对中国充满信心。我参与过决定中国是否加入WTO的会议，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比让中国加入WTO更糟的事，就是不让中国加入WTO。”

　　马德里俱乐部曾受邀请，和北京进行了非常有意思的对话。马德里俱乐部由各国领导人和政治家组成，能分享很多成功的经验，但我们只在别国邀请下给出建议，我们不会主动提议。我希望中国领导人能面对这些对话，增加选择，这将对中国的改革很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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