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张占胜一进中南海

　　□特约撰稿李青

　　11月，61岁的张占胜出了趟远门。

　　10多天里，山西临猗县北景乡的石家庄村，突然不见了老支书张占胜微微佝偻的身影。

　　让大伙儿吃惊的事发生在12月11日下午。消息还是从运城赶来的记者带来的：据新华社报道，张占胜到中南海给温家宝总理送苹果去了，还受到总理接见呢！

　　消息很快传遍了四乡八里，记者来了，村民来了……张占胜保守着的“秘密”被打破了，同时被打破的还有他的正常生活。

　　一

　　12月12日中午，张占胜坐在自家宽敞亮堂的客厅里，不时被里屋炕头的电话搅扰着。“你们坐，我先把电话打发了！”伏在桌子上，他婉言谢绝着某媒体的收费采访要求。“我们这个村呀，集体力量薄弱……你们做这采访，是为了农民利益，收取点费用是应该的，可我们是有这心，没这力啊！”挂了电话，他皱着浓密的眉毛，发着牢骚：“我给总理送苹果这事，群众又没有一分钱实惠，村上凭啥要花几万元宣传啊，一概拒绝！”

　　前一天，乡上通知他，让他给全乡的村干部和群众代表作个报告，就介绍自己送苹果进中南海的经历。

　　12月11日，当村民王珍和村上的90多名群众代表、村干部赶往北景乡政府所在地时，张占胜正发动了他那辆旧摩托车，围上老伴的围巾挡住北风，赶往乡政府。

　　“掌声很热烈，听到总理问候乡亲们好，大伙儿心里都暖呼呼的。”王珍说。参加会议的还有全乡24个村庄的所有干部。

　　这天正值乡上逢集，天气也好。乡政府门口放了一个大牌匾，上面是温总理接见张占胜的照片，还有新华社的消息：《总理办公室来了位农家人》。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农民，趴在跟前看了半天，哭了。“老汉满脸皱纹，眼泪哗哗地流……”副乡长罗军看见了这一幕。

　　二

　　为啥要给总理去送苹果？几天来，张占胜不得不一次次给到访的记者重复这个话题。他表述流利，思维清晰，说话周全而得体。

　　原来，今年3月，温家宝总理到运城地区视察工作。3月18日晚上，在运城市召开了一个座谈会。在这个会上，张占胜是8名汇报人之一。其他人分别是两名县委书记、两名县长、两名乡党委书记，还有另一名村支部书记。张占胜是参加汇报的两名基层农村干部之一。

　　“会上，我给总理讲了些大实话，都是关于‘三农’问题的。”张占胜说。

　　虽然不愿意透露具体讲了什么，但他的汇报，显然是比较尖锐的，如“三农”资金分配的问题等等。“说了些大实话”的张占胜也给温总理和工作人员们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当晚，我和总理握了两次手，第一次当然是礼节性的。第二次，握手时，他很亲切地鼓励了我。”张占胜说。

　　“我对总理说，我家有12亩苹果树。还有个养鸡场，养5000只鸡，果园肥料全用鸡场产的农家肥，口感、味道都好得很！我说，我给您送几箱尝尝，当时总理对我点头微笑……”

　　汇报完当晚在宾馆住了一夜，张占胜惦记着自己前一晚说的话，次日一早，他就匆匆回家，和老伴一起在自家果库挑选了六箱苹果，送到宾馆去。不料去时总理一行已经走了。张占胜有点怅然若失。

　　“当时还有个市委的老领导和我开玩笑，说占胜你尽耍嘴皮子，你说要给总理送苹果，咋没送去？”

　　“领导说了句戏言，却成了我的一块心病。我总觉得自己失信了。”

　　三

　　今年10月，苹果又丰收了。张占胜的心事却重了。

　　“他和我商量，说要给总理送苹果去，3月份是旧果，新果子下来了，应该给总理送去，也兑现一下他自己的诺言。”妻子黄淑窈回忆，“我当时又反对，又支持，一来也是个机会，二来呢，又怕他送不进去，那可怎么给乡亲们交代！”

　　思来想去1个多月，11月份，张占胜下决心了。“虽然没有一点把握，不知道能不能送进去，但我想不管结果如何，我去一趟，也就实现自己诺言了！”

　　下定决心后，张占胜立刻行动。他和妻子一起在家里的储藏室中，挑选色泽、模样最好的苹果，挑选了10箱子。另外，还把自己种的红薯装了3箱。

　　他提前买好了从运城去北京的硬卧车票，11月20日这天，叫辆出租车到门口，没有叫人来帮忙，老两口把苹果装上车，他一个人悄悄走了。除了老伴和村委会个别干部，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儿子也没告诉。

　　到运城火车站，他叫了个搬运工把苹果送上车。次日早，火车到了北京。他再叫人搬出站，“打的”在前门附近找了地方住下。

　　张占胜不是没出过门的老农民。他有板有眼地安排着自己的行程。“当年为村里办厂，就上过几次北京哩！他出门我不操心。”黄淑窈说。

　　住的是30元钱的宾馆。“一来省钱，二来，没暖气，苹果保鲜。”他这样解释。

　　那苹果怎么送进中南海的？

　　对其中的细节，张占胜说，“这个有要求，不能透露，请原谅。”又说，“我这事有个前提，3月份那次座谈汇报，我给总理的办公室主任和秘书，还是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四

　　在招待所住了大约到第九天时，“送进去了！”这天一早，中南海派了车来，从他住的宾馆，带走了他和10箱苹果。“没有啥警车，车悄悄就把我带进去了……”心情太激动，进了中南海，他都没顾上看外边的“风光”。

　　在办公室，有秘书和他聊了聊，留下苹果，硬塞给了他300元。“是个女同志，我实在不好推脱，只得拿上了！”

　　想着把苹果送进去了，事情已经完成了一大半。当晚，他给老伴打来电话：“苹果送进中南海了！”

　　次日一早，中南海的车又来了，这次带走了3箱红薯，也带走了他，说总理的办公室主任要见他。张占胜又进中南海。

　　“我咋都没想到，车上，人家才说，是总理要见我哩！”

　　“我进去，房子里许多人，有记者，还有工作人员等。原来总理马上要主持一个全国的紧急会议，8点半开始，之前总理有一点时间，可以接见我！”

　　“当时呀，我们之间就隔一个单人沙发。桌上摆的就是我带去的苹果！”

　　“我给总理介绍，咱这苹果，虽然包装不如北京超市的华丽，口感和色泽都是很好的，因为全使用农家肥。我还说，您要尝了我这红薯，北京街上的红薯就吃不成了，那就是红萝卜！”

　　“你没有让总理尝一尝咱苹果的味道？”有乡亲问。

　　“哪能呀，你说人家等着开会呢，我们一起吃苹果？”张占胜说着，大家都笑了。

　　五

　　让张占胜印象深刻的是总理办公室的简单陈设。

　　“他看见我说，老张，这就是我的办公室。我当时就想说一句，你这办公室和人家一些县级企业老板的办公室比档次差得多！沙发是圆形的木靠背，布垫子，要给人家一些当官的或老板，早扔啦！”

　　张占胜承认自己当时有些紧张。“可紧张也只有一分钟左右，总理问我乡亲们的收成，问村里的情况，问话很随意，也很自然，我就不紧张了！”

　　“我说给您送几箱苹果，您还给我钱，我成贩果子的了！”

　　“我还说，像您这个年纪，应该多吃红薯，我们在农村多年，以前就吃红薯生活，从没有人得啥脑血管病的，现在生活好了，每年村里都有几个得这病的。据说康熙就有吃红薯的生活习惯呢！他听了，笑得很开心。”

　　拉了些家常话后，气氛轻松了，张占胜知道机会难得，一定要把自己关于农业、农村、农民的思考说给总理听。他说着，总理认真地倾听着，不打断他。

　　“我说了两条建议，都是关于农村问题的。内容嘛，就不说了。”他说。

　　将近半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张占胜看到旁边的工作人员不停地看表，原来8点半总理就要主持召开会议了。直到后来有人过来提醒，才打断了两人浓厚的谈兴。

　　“下楼梯时，我说，总理明年我再给您送几箱苹果来，总理说，老张，你可不要再送了！我说，总理，您可不能叫我老张啊，论职位，您是咱国家总理，论年龄，您还比我大呢，是老兄啊。总理拍了拍我肩膀，开心地笑了！”

　　“我感觉啊，他没有把我这个老农民当做一个农民，而是把我看做了一个朋友，一个客人。”

　　“他心系农民。”说起自己最深的感受，张占胜表情又严肃了，“当时我说到农村当前的情况，总理详细地询问了我们村的主导产业、价格、销售渠道等。他问得可仔细啦。后来他说，‘中国的农民，为国家的工业化作出了很大贡献，现在要让农民休养生息几十年’。”

　　“听了这话，作为一个农民，我内心受到了很大震撼。”

　　六

　　送完苹果和红薯，张占胜在北京没有停留，匆匆返回石家庄村。

　　景氏庙村是石家庄村的4个自然村之一。村口，村民们正在往东北客商的车上装苹果。他们问老支书，干啥去啦？张占胜笑着，没有回答。

　　12月12日，还是在村口，说到书记给总理送苹果的事，村民们都笑了。“老书记那人胆大，敢干！别人想都不敢想，他做到啦！咱村的苹果送进中南海，这是喜事！”

　　临猗县是一个农业大县。苹果是这里的主导产业，走在乡镇上，到处能看见“东北龙江货运”、“河南车队联系点”等。这些信息部在搞运输的同时，也成了乡镇与外界客商联系的渠道，光北景乡就有72个这样的“信息部”。

　　而张占胜在北景乡，乃至临猗县，都是一个享有很高声誉的能人。送苹果进中南海，则更为他增添了一丝传奇色彩。

　　在石家庄村，人们习惯把张占胜叫“张班长”。“张班长”是一个昵称，却透露着村民们对张占胜的尊敬。“说个难听话，咱这么大村里，小娃娃都知道我张班长，他威信高着哩！”十五组组长、支部委员杨理斌说。

　　在2005年12月才新换届当上村支书兼村主任，就能够在3月份安排参加温家宝总理的座谈会，对张占胜来说，并不意外。

　　早在18岁那一年，张占胜就当上了村支部的副书记。这一年是1963年。3年后，他被调到乡上担任团委书记，1970年，又派回村里担任支部书记，这一干，就是16年。和他同时期的农民相比，以及和许多基层干部相比，张占胜被评价为“有超前意识”。

　　1970年代，改革开放还没开始，他就带着村民办厂子，先后办过织布厂、纺纱厂、轮窑等。

　　“他这人，把自己的诚信看得比啥都重要！”包村乡干部薛立功讲了一个故事。1980年代初，苗木正走红时，张占胜给村里开办了一个苗木公司。公司开张时，以集体的名义办的。当时张占胜表态，“如果赢利算集体的，赔了算我自己的！”

　　1986年，因为遭遇假种子等一系列市场原因，苗木公司赔了。张占胜信守自己的诺言，全部承担了债务。“苗木公司赔了，但村上没担一分债务！”村支部委员杨理斌说。

　　苗木公司出事不久，张占胜就辞去了村支书的工作，他说自己是开始“一心一意跑自己的光景了”，但被大家广泛认同的一种说法是，他为了打官司，自学法律，觉得会耽误村上的工作。

　　至于身上这笔债务，数额有多少，张占胜作为自己的“败笔”，没有给人说，甚至连妻子都说不清楚，有人估计至少在几十万。此后的20年，张占胜不参与村里的政事，踏踏实实过日子，打工、自己办养殖厂，起早摸黑干了20年，他成了全村光景最好、最富裕的人家。

　　新房盖起来了，儿孙满堂，张占胜本打算安享晚年———他过去的政绩已足以让他赢得全村人的尊敬了。

　　不料却横生枝节。2005年12月，村上换届选举，在最关键的时候却陷入僵局。“候选人不能服众。18个村民小组的全部党员和代表，异口同声都要推举老支书哩！”

　　刘安江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全村人都等着老支书的回音。他被推举到老支书家“做工作”，劝老支书“出山”。那天，正好是村民张某家给孙子过满月，写一笔好字的张占胜，被请去做账房，记礼金。“我们几个人，对老支书简直是苦苦哀求，因为那边就等着回音呢！”

　　面对乡亲们的苦求，张占胜的心又热了。“乡镇干部给我做过工作，让我继续干，我没同意，如今18个居民组党员异口同声让我干，我没法子拒绝啊！”就这样，2005年12月，众望所归，张占胜于20年后再任村主任。次年3月，接受会见，并为进中南海给总理送苹果落下伏笔。

　　重新上任的张占胜“心劲很大”，他想带领村庄，“再回到从前的辉煌。”

　　12月12日上午，张占胜又去了趟城里。在邮局，他发走了一封挂号信。信是寄给温总理的。“上次见面，因高度紧张，加之口音问题，有些问题未阐述清楚……”在这封信里，他再次阐述自己对“三农”的看法。“这不是我个人说的，是代表农民阶层说的……”

　　在信的最末，他表达了自己的心愿：我希望能在卸任之后，带上自家的土特产，再看望总理一次……

　　(P1192064)

　　农民张占胜还想二进中南海(图片由被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