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台州：“警民恳谈”让百姓多说话

　　□本报记者吕明合

　　路边的恳谈

　　12月6日晚7点，浙江台州温岭市横峰街道莞渭陈村办公楼前的“社区会议中心”———路边的遮雨棚，是34岁的社区民警黄朝晖布置的简陋会场。

　　一支笔，一杯茶，一张矮小的粗木凳，黄朝晖说他已经习惯于主持这样的小场面。———每月接受他所辖区村民的质询、解答问题，仿佛浙南最常见的乡村传道牧师，微笑、细声细语地说话，不断地把声音压得更柔和。这份工作做得好坏直接影响他的业绩考核。温岭公安局的宣传干部陈秋高说，没有人敢得罪村民。

　　这一天，村民们几乎没有讨论什么大事，大家反映的焦点在于最近频发的摩托车盗窃案。

　　一个小伙子先提起了自己摩托车被盗的事。“你们这几天有没查到赃车？帮我问问。我们都知道是外地人做的，你们怎么还打不掉？”

　　黄朝晖解释，“这种案子很难侦破。但我们平时可以留点心。”黄朝晖掏出准备好的材料，开始逐个分析起最近街道摩托车盗窃案的特点，并总结出了村民们需要注意防范的要点，有细心的村民拿出笔认真地记录了下来。

　　另一个村民则说，住房周围的工厂日夜开工，巨大的噪音让他失眠了好几天。

　　虽然这应该是城管或环保局管辖的事，与警务工作没有关系，但黄朝晖还是做了解释，“这个事公安管不了，但我们一定会代你向街道反映。”他让身边的另一名年轻警官做了记录。

　　同一天，在台州全市各区县街道，或古巷或树下或室内，都举行了类似的路边会议。“出租房屋太乱，该严管！”“所里的报警柜台太高，看不到接警员。”……这样的问题比比皆是。

　　台州警方通报说，自9月台州市公安局把每月的6日定为“警民恳谈”日起，迄今全市已举办近千场警民恳谈，共有4000多民警、5万多名群众参加。

　　发轫温岭

　　“我们不限制形式，不限制内容，不限制对象，完全开放，要来的群众要听就听、要讲就讲、要走就走。”台州市委常委、公安局长陈棉权说，老百姓在恳谈会上可就公安机关的任一警种、围绕任何话题询问、提出意见，公安机关不仅要现场回答群众提问，同时要认真听取群众的批评意见。

　　这样的场面，很容易让人想起同样发轫于温岭的“民主恳谈”。温岭市公安局副局长林清福承认，作为“警民恳谈”的首创者之一，他和同事们一开始借鉴的正是“民主恳谈”，“‘警民恳谈’就是‘民主恳谈’的拓展”。

　　林清福和城西派出所长张友康，都曾在松门镇任过职。当时林任派出所长，张任教导员。而松门镇，正是2003年曾获得政府创新奖的“民主恳谈”制度的发轫地。学者们惊呼的“21世纪中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一道新曙光”的“民主恳谈”正发生于此。

　　一个背景是，当时在温岭，民主恳谈走向制度化。2004年，温岭市委出台关于民主恳谈的文件，规定民主恳谈是乡镇政府决策的必经程序，并将其列入政绩考核体系，与乡镇官员奖金直接挂钩。

　　“当时我们都是被动地被政府推着做工作，不是很积极。”林清福说。

　　林清福回忆，1999年，温岭发生“张畏案”，警匪勾结问题曝光，公安局长和前任太平派出所长都坐了牢，公安的声誉一下降到了极点，温岭市公安机关的群众满意度最低时只有2.6％。他在太平派出所推行“警民恳谈”，完全出于无奈，“死马当活马医，试试再说”。

　　太平派出所一线民警蒋春奋回忆，以前都说公安“门难进，脸难看，话难说”，那段时间，“老百姓没人理你，都戳脊梁骨骂，根本没法做工作。”

　　林清福几乎是条件反射般想到了他所熟知的“民主恳谈”，派出所的民警被全部赶下基层，入户走访。

　　“1999年太平派出所跌落到了谷底，2003年成为浙江唯一的全国模范派出所。美誉度97％。都是公安厅抽调专家随机抽样，暗访得出来的。”林清福强调说，这和“警民恳谈”密不可分。

　　台州市公安局长陈棉权承认，警民恳谈的现实考虑出发点，正是“探索新时期下，如何构建新的和谐的警民关系”。

　　“我们就是要拍群众的‘马屁’，讨老百姓的‘好’，拍好领导马屁容易，拍好群众的马屁，那才是本事。”陈棉权说。

　　从9月开始，台州市公安局已把每个月的6日定为全市“警民恳谈日”，刑侦、治安、交警等业务部门则根据就有关本警种的热点、难点问题，定期、不定期的组织开展。

　　“恳谈日”前，由民警在社区张贴公告告知居民。恳谈模式实行“三不受限”，即恳谈对象不受限、内容不受限、形式不受限。公安机关不仅要现场回答群众提问，同时要认真听取群众的批评意见。前来恳谈的群众要听就听、要讲就讲、要走就走，完全开放。

　　沟通很重要。林清福说，他在工作中发现，警察的“美誉度往往来自两方面，除了你所办实事的直接受益者，就是发现你做了好事的人”。

　　“群众最现实，也最容易满足，一句好话就能满足。”陈棉权说，平时警民沟通中的细节、小事往往更能打动人心。

　　比如活动的原先定名“警民面对面”，大家觉得应该把姿态放低，就改成了“警民恳谈会”。后来又发现，一般开会总要有主席台，一个坐上面，一个坐下面，距离促膝谈心实在太远。

　　为了配合改造，“警民恳谈会”先是被去掉了“会”字。从第三期开始，更被撤掉了桌子，“凳子、石板，站着、坐着，对面、背后都可以。原生态，全开放。”

　　林清福说，除了沟通，他更看重的是恳谈在决策民主中所起的作用。

　　“好多决策，当大家参与其中，成为决策者时，推行工作就很容易。群众参与决策、决策民主化，就能防止决策失误和偏差。”

　　一个例子发生于2002年的太平街道锦屏社区。当时都有护村队，都是村干部的亲友充当，白拿工资，“群众意见很大”。派出所在恳谈会上遭质问后，进行了专题调研。最后的改革方案是，将护村队的经费交综治办，经费统一支配、人员统一招收，定好条件从村民中公开选拔。

　　问题被捂着不等于没有问题。老民警蒋春奋说，“警民恳谈”的好处，还在于提供了了解“真正民意”的平台。“有人会骂得比较凶，但你做了好事，肯定也会有人夸你。”

　　蒋春奋说，在民主决策的过程中，平时“爱管闲事的人”现在成了受欢迎者。“管闲事的人，平时会更关心大家的事，往往会更切中要害。”这些人，成了他开会前必先走访的对象。

　　“关键要看行动”

　　“警民恳谈”被大幅推广后，对形式主义的担忧一直存在。温岭政法系统的一位干部说，在很多地方，这种措施不可避免地遭到歪曲，被匆匆敷衍了事。“说好话，不说话，编造记录也有不少”。

　　张友康也表示了同样担忧，他以自己的经验提醒说，一定要注意这些倾向，“图形式不求实效，一阵风，过了就算，这不行。群众反映的问题，职责范围内的一定要解决。”

　　“关键要看行动，光说不做没用，还要注意回复，让老百姓知道你做了什么、没做什么。”松门派出所民警吴健说。

　　陈棉权说，他们正在研究如何以合理的机制激励民警参与恳谈的积极性。

　　他认为，在警惕形式主义的基础上，“警民恳谈”至少有几方面的意义：

　　一是搭建了警民沟通平台，建立了利益诉求机制。“群众有话到哪说，和谁说，都有了保障，大方向好。”

　　二是提高了民警做群众工作的水平。“以前跟老百姓都不接触，还谈什么心里装着群众，都是空话。”

　　三是警民的融洽度提高。“气出了，没了，和群众有了更好的沟通交流。”

　　陈棉权承认，经过三个月在全市的推广尝试，“不吹牛，我们现在肯定没有特别大的效果，做了小小的事情，没有突出的事例，都是琐碎的。如果做几个月，就有了效果，那是假的。没有效果或一般效果，那是真的。”

　　但无论如何，台州警方“警民恳谈”的尝试正在不断得到肯定。

　　最新的消息是，自温岭市公安局发端，进而在台州广泛推开的“警民恳谈”活动，得到了浙江省公安厅的肯定，将在全省公安机关推广。而台州当地政府，则已在10月16日发文决定将此举在全市各级各部门全面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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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桥街道古街社区警民恳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