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邱兴华案看司法变革之痛（名笔）

　　杀人恶魔邱兴华是否有精神病，成为刑事案件审理的关键所在。2006年11月14日，邱兴华的妻子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请求司法精神病鉴定，12月8日二审法院开庭审理时，公诉人认为邱兴华思路清晰，不存在精神问题，不应该进行精神鉴定。12月10日，包括北京大学教授在内的一些法学工作者公开呼吁，法庭应对邱兴华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但是，也有学者认为，法学工作者采用这种做法，是“借助媒体的力量来影响司法”（见12月13日《北京晨报》）。

　　对引起社会轰动的案件，公民表达自己的意见，是宪法赋予的权利。但是，在刑事诉讼中，一个最基本的常识是，案件被告人的辩护人应当恪守最基本的法律准则，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被告人争取最大的利益。所以，真正应该提出司法鉴定请求的应该是被告人的辩护人。如果被告人明确拒绝司法鉴定，那么，被告人的辩护人应当尊重被告人的意见。由于司法精神病鉴定与其他司法鉴定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司法精神病鉴定的目的是为了证明被告人是否存在精神病患，辩护人如果不能说服被告人，那么为了履行自己的职责，也应当主动采取措施，维护被告人的正当权利。

　　可是在这一事件中，我们却看到了令人哭笑不得的错位：法学工作者呼吁法院介入，影响了公诉方与辩护方之间的力量平衡；公诉人在表达自己意见的同时，没有尊重辩护人的请求权；辩护人耐人寻味地保持沉默，而整个社会舆论批评矛头却针对主持案件审理的法官。

　　作为公诉人，在履行法定职责的同时，应当尊重并且维护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权利，不应该采取各种方式阻挠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行使正当的权利。有一种观点认为，公诉人的“客观性义务”决定了他应该收集有利于被指控者的证据。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在刑事诉讼体系中，公诉人的职责是明确的，如果要求公诉人必须承担所有的取证责任，那么，刑事诉讼也就没有了实质性意义。创制辩论式刑事诉讼体制，目的就是为了营造这样一种环境，让控辩双方都能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从而接近客观事实，确定法律事实。如果公诉人没有尊重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权利，那么，一切刑事诉讼的制度设计都将会失去存在的价值。

　　对于辩护人来说，其直接目的就是帮助当事人减轻或者免除罪责。如果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可以帮助当事人减轻刑事责任，那么，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都必须开展这项工作。但令人遗憾的是，传统的依赖思想，使得这项工作似乎变得无足轻重。无论是被告人的妻子还是辩护人，都没有尽其所能，主动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并且作为重要的证据提交法庭。被告人的妻子和辩护人只是呼吁法官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希望以此来改变被告人的命运。说轻一点，辩护人的思想仍然停留在传统的诉讼年代，没有主动进取的精神；说重一点，辩护人没有很好地履行自己的辩护职责，没有在一个案外人看来都十分明显的方面，提出强有力的辩护意见。

　　经过几代学者、法学工作者和司法实践者的努力，中国的司法体制终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但是，如果不改变人们陈旧的法治观念，革除陋习，如果不身体力行，参与到司法变革之中，而是每到关键时刻，完全依赖司法机关，甚至希望出现青天大老爷，包办一切，那么，中国的司法改革仍然会原地踏步，无法向前。

　　乔新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