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宪兵队长抢注“三多轩”

　　这一系列发生在这家中外闻名老字号身上的怪事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文/记者胡怀土、卜松竹

　　图/记者杨勤

　　改制“三多轩”

　　6名老职员共同出资经营

　　从中山路转入文德路，在这条文化用品商铺林立的“广州文化第一街”，83号2楼的“三多轩”并不显眼：门面约宽一米，沿着楼梯走上二楼，映入眼帘的是“三多轩”深色的木制大招牌，旁边是广州市政府颁发的“老字号三多轩”荣誉铜牌。店面约30平方米，四周墙面挂满字画条幅，东侧的柜台里摆满了来自各地的文房四宝用具，显得颇为局促。

　　据店员介绍，该店是三多轩的“衣钵传人”。2000年10月，由于亏损严重，国营三多轩（当时广州三多轩仅此一家）被东山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暂时停业关闭。同年11月底，广州东宁实业公司接管三多轩，对其进行改制。据了解，改制的实质是由国营三多轩的6名职员共同出资经营，“改制”后的三多轩重返文德路83号，但一楼原铺面早已租出，所以只能蜗居二楼。

　　“老三多轩”

　　黄氏第五代后人建立

　　沿着文德路往南走，就在距离这家改制“三多轩”不到500米的地方，又竖有一块“老三多轩”的招牌。“老三多轩”的店面约40平方米，中堂墙面正中挂着一幅《老三多轩》字幅，左下方挂着一张“三多轩”第三代老店主黄金海的大照片。记者注意到，与改制“三多轩”卖各地品牌文房四宝不同的是，“老三多轩”所卖的纸笔，全部刻有“老三多轩”商标字样。

　　这家“老三多轩”则是由三多轩的第五代后人黄锦琪建立。昨天记者走进店面时，看店的是黄锦琪的丈夫苏靖。他介绍说，新中国成立前，三多轩一直是黄家祖业，上个世纪50年代末，三多轩变成集体产业，黄家第三代传人黄金海被聘为经理，但在70年代特殊时期，黄氏家人被彻底“赶”出三多轩。上个世纪80年代末，黄金海再次被聘为三多轩顾问，但已不再参与具体经营。

　　苏靖说，目前黄家只有黄锦琪一人因从小与爷爷（即黄金海）共同生活，掌握了全套祖传绝技，其他子孙辈都已不从事这一行业。不少人不知道黄氏后人早已不在三多轩，乃因货品品质不好而责备后人把老字号越做越差。因此，在黄金海老人去世后，2002年3月，黄锦琪夫妇在文德路租下这间铺面经营用祖传技艺制作的文房四宝，并远赴安徽泾县建宣纸厂，浙江湖州建毛笔厂，印泥则由黄锦琪在广州亲自磨制。同年，黄锦琪向国家工商总局为自己生产的老字号传统笔墨纸砚等产品商标注册，不过，这个注册在公示期间受到改制三多轩的异议，至今仍在国家工商总局异议庭申辩。目前，“老三多轩”营业执照上用的是“黄家文化用品店“的名称。

　　“三多轩艺术馆”

　　馆主自称黄氏家族宗亲

　　文德路两家三多轩的斗争正如火如荼，今年年中以来，一家名为广州三多轩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的机构在新河浦东湖路东湖豪苑的三楼、四楼又成立了一家三多轩艺术馆。前日，记者走进三多轩艺术馆时，发现总面积近6000平方米，三楼是字画、雕塑、石艺的展览与销售，记者在现场看到近3000平方米展览场十分空旷，里面悬挂有数百幅字画（上面都标有价格）。四楼则是办公场所及拍卖场，整个装修采取古典式。

　　前昨两日，记者多次联系该公司负责人黄庆标，不过他一直称自己在开会没有时间接受采访。公司员工曾筱韵小姐提供给记者的文字材料显示：黄庆标是三多轩的黄氏家族宗亲，曾在友谊商店做美工，1984年下海从商。几年前，黄庆标以黄氏族人和画者的双重身份，从越秀区政府正式接手三多轩。

　　不过，昨天记者采访苏靖时，他的说法却与黄庆标大相径庭。苏靖首先澄清黄庆标绝对不是三多轩黄氏的宗亲，“爷爷黄金海祖籍是台山人，而黄庆标根本不是台山人”。苏靖说，此前黄庆标曾找到他们夫妇谈合作但被拒绝，“我了解过了，黄庆标只是向越秀区国资局租赁三多轩这个招牌使用5年”。

　　改制“三多轩”的有关负责人前日接受采访时说，目前三多轩艺术馆不卖文房四宝，主攻字画文物等销售；而改制的三多轩则以文房四宝、字画装裱、镌刻等为主。她大意是指这两家三多轩实际上都是经过越秀区政府授权，两家就经营范围已有所划分。不过，这一点昨天记者联系越秀区国资局时未获证实，区国资局拒绝就此发表评论。

　　“三多轩”商标

　　被入侵广州的日本宪兵队长注册

　　作为三多轩的传人，苏靖对“三多轩”的现状感到很痛心。他说，由于历史原因，文德路这家改制“三多轩”一直被误以为是黄氏族人经营，但是由于该店没有生产能力，全部是贴牌，“导致部分老顾客，特别是港澳台及海外华人到广州购买后都指责质量下降”，这是他们夫妇出来经营的主因；而他们自开设“老三多轩”以来一直处于亏损，但为了保住这块金字招牌，仍在苦苦支撑。

　　苏靖说，三多轩的国际商标注册已被日本人在1973年注册，而此人正是当年日军侵华时的广州宪兵队长。当年日本入侵广州时，黄金海关闭了高第街的三多轩躲至佛山，不久就被这个日军宪兵队长捉回高第街老店，要求其继续开店，后来才知此人是地道的中华文化迷。日军投降后，这个宪兵队长在日本开了一间文房四宝文物店，并于1973年申请商标注册。

　　专家评说

　　三家“三多轩”难定谁是盗版

　　广州市文化局社会文化处处长赵清木告诉记者，当年为“三多轩”颁“老字号”称号的时候，是颁给店址在北京路的老国企三多轩。后来这家老店不复存在，“字号”交由越秀区国资公司管理，因此这块牌子现在说属于哪一家都不合适。对于三家企业同时使用“三多轩”名头的情况，也不好说谁是“正宗”，谁是“盗版”，因为老的国企并没有成功申请注册商标，无论谁打出“三多轩”的招牌，在法律上都没有问题。

　　赵清木介绍，广州市有关文件中对于保护老字号的规定，主要是不能销号、有建筑保存的不能拆除、尽量在原营业地点保留等有限的几点，“虽然老字号是所谓的‘文化遗产’，但是因为其商业属性，在管理上却是依据商业法规进行，不注册就难以受到保护。”

　　不过赵清木认为，无论“三多轩”是一家还是三家，只要经营者在内容、质量上保持优良，对于老字号本身不会有什么负面影响。

　　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都表示，老字号具有文物和商业企业的双重性质，目前国内法律尚无明确和便于操作的规定。在今年下半年广州市有关部门进行的调研中，加强老字号的立法是业内普遍的声音。

　　盲目相争 几败俱伤

　　一个品牌，没出名的时候谁也不肯为它尽一分力，出名后，你也来争，我也来要，都说自己最正宗。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杜康酒”。杜康的美名，被曹操一句“何以解忧、惟有杜康”的深情吟诵张扬千年。可是在杜康酒失传之后，其酿酒技术未见恢复，商标争议却一争就是15年。汝阳、伊川、白水三家杜康在申请商标的过程中，均以“史料记载”为据，以杜康文化发源地为基础，力陈自己为正宗杜康传人。据说，几十年的商标内战，耗掉了三个厂家不计其数的财力和人力，使三家酒厂都陷入了不同程度的困境，其中受损最严重的伊川酒厂已经宣布破产——而伊川酒厂正是最早获得杜康商标的。

　　如今，广州的“三多轩”也在演绎着这样一桩商标争议：一个老字号，三家争正宗。相争的三家，一方是原三多轩的职工，一方是三多轩的第五代传人，另一个也自称三多轩黄氏族人。和“杜康”商标不同的是，“三多轩”的商标明确在越秀区国资委拥有，只是不知道该给谁。其实，商标这个东西，法律规定已经很明确，基本原则是“一类商品、一个商标、一份申请”。只有注册使用才能获得商标专用权，受到法律保护。最早的“三多轩”既然已经倒闭，现在谁能使用这个商标，就看它现在的持有人——越秀区国资委愿意转让给谁。除此以外，谁跳出来说自己正宗都是自说自话、白费口舌。

　　当年侵华的宪兵队长回到日本后，1973年就注册了三多轩。这个掠夺来的商标，在异国开花结果，与人家的法律意识高不无关系。各顾各地盲目相争，恰如鹬蚌对峙，最终可能是渔翁得利，几败俱伤，伊川酒厂已经算是个教训了。（王文琦）

　　孙中山宋庆龄常来

　　“三多轩”装裱字画

　　三多轩创立于道光年间（1825年），由黄其佩一手创办，至今已近200年历史。

　　黄其佩原是染色纸工匠，租了高第街的三多轩熟药店后座做工场，后又买下其整个店铺。熟药店原名“三多轩”意为“多福多寿多丁”，黄其佩执掌店铺后，则以宋代欧阳修的“文有三多：做多、想多、商量多”来注解店名。店业传到黄其佩之子黄润培时，改为专营色纸、宣纸、色笺、雅扇等文房四宝、文具用品的笺扇庄，与北京“荣宝斋”、上海“朵云轩”并称为中国三大文房名庄，在省内和海外华侨聚居地有很大影响。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三多轩业务在黄金海管理下发展至巅峰。据说，孙中山、宋庆龄常来三多轩装裱字画；叶恭绰、谭延闿、连声海、香翰屏都为三多轩题写过招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