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可思议的笑

　　丹

　　燕

　　在和平饭店顶楼小餐厅工作的服务生有个习惯，夜宴结束后，总是两个人一起做收尾工作。他们都害怕独自留在房间里，那有着考究的深褐色护壁板的房间常常吓着他们。

　　我熟悉那种恐惧，那是被异己压迫的紧张，被吞没的担心和侵犯了别人的不安。独自呆在外滩光线幽暗的大房子里，许多人的怕油然而生。

　　小餐厅的服务生也是些深得恐惧意趣的人，有时他们甚至能享受这种恐惧。当外滩大雨滂沱，室内一片迷离的下午，他们常常聚在原先维克多·沙逊的书房窗前，现在那里放了一套黑色的皮沙发，供客人就餐前闲谈时用。沙发后背，就是巨大的拱形窗，能看到黄浦江在雨中变成了黑色的细流，白色的客轮灯火通明地划过，好像梦中一样浮动。年轻的服务生们就挤坐在那套大沙发上，轮流讲鬼故事。一直讲到他们觉得那些1929年做工精细的护壁板都动了起来，向他们迫近，房间里的各个角落都发出窸窣的响动，某个人忍不住发出一声惊叫，然后，他们争先恐后地从沙发上跳起来，飞跑过幽暗的房间，跑过墙上镜框里的那些关于这家饭店的老照片，全都撤退到厨房里。那里灯火通明，炉膛里温暖的蓝色火苗在跳跃，沸腾的大锅里白汽袅袅，散发着食物刚刚煮熟时的香，那是人间的安稳，它使他们渐渐安定下来。

　　告诉我这个故事的服务生是个美丽的上海女人。她是家族里在和平饭店工作的第二代了，她父亲曾是沙逊大厦的电梯工，她中学毕业以后，接替父亲的位置，进入和平饭店工作。

　　“我喜欢在这里工作，其实，我也可以说自己是从小就认识这里的。”她指了指白色的天花板，那上面有些白色的藤蔓和花朵的浮雕，“从前这些浮雕都是有颜色的，好看得多。第一次我父亲带我偷偷来这里看，我还是小孩，我记得那时的天花板好看得要命。”她惋惜地说。

　　她举止非常得体，既有服务生的那种周到谦恭，也有长期在豪华场所工作的人的挑剔与不卑不亢。“我父亲才是训练有素的人，他的衣服一定要烫过才穿的，他的头发永远要用凡士林梳得光溜溜的。他开电梯，从来是站着的，所以他一直到很老，一直都站得很有样子。”她说。

　　她成为领班以后，像当时她的领班那样，晚上总体贴地安排两个服务生一起工作，要是只能安排到一个人，她自己就留下来陪那个服务生，将到处的灯都打开来，免得他害怕。

　　“我年轻的时候，有时收工晚了，就留在这里睡一夜，不愿意半夜回家。晚上醒来，常常能听到脚步声，是真的脚步声。”她说，脸上浮着一个不可思议的笑。

　　“你看到是什么了吗？”我问。

　　“哪里敢看，只是将头缩在被子里，动都不敢动。”她说。

　　我想起有一次与电台的女同事同乘一架电梯去播音区，她告诉我她的故事，她脸上也浮出一个不可思议的笑。我知道她来自于一个机械工程师的家庭，母亲是受过教育的家庭妇女。她以为自己的害怕与家庭背景有一定关系。“我的灵魂一定长得旧，就像用旧了的磁带一样，容易听到没擦干净的声音。”她这样总结说。但我却认为在外滩大楼里隐现的鬼故事，更多的是环境的产物。那是一个容易给人暗示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