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社论•中美对话：以战略前瞻性克服战略不信任

　　■邱震海

　　这两天中美两国将在北京举行战略经济对话。这是中美首次展开经济层面的战略对话，但实际上这个对话将远远超出经济和贸易层面，而嵌入未来十几年中美两国关系结构的深层，其中包括能源、产业结构和两国互相看待彼此的经济摩擦和合作等问题。

　　一般舆论认为，美国代表团此行北京，带来了一整套在人民币升值和贸易开放问题上的要求清单，因而将美国代表团此行称为“施压之旅”。这样的解读无疑过于简单了。

　　中美关系发展至今，基本上在国际外交层面上建立起了“利益共同体”关系，双方在一系列国际和地区问题上互有所需，也因此才有了年前美国副国务卿佐立克的“中美利益相关者”定义。

　　“中美利益相关者”定义的确立，意味着中美关系这组本世纪最复杂的双边关系，开始摆脱昔日美苏冷战的传统思维定式，进入一个以合作、磨合消弭潜在对抗的新模式。

　　但若将眼光从外交和政治层面转入经济层面，人们又可发现，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美在经济领域的摩擦往往更为实在和具体；双方面对层出不穷的经济摩擦，如何既有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同时又有切实有效的逐步消除摩擦的机制，成为中美两国面临的共同挑战。

　　简而言之，这是一次政治层面的经济战略对话。熟知国际舞台游戏规则的人都知道，解决国际纠纷一般有两种途径，一是专业眼光和途径，二是政治眼光和途径；前者局限于专家视野，虽精确但却失之宏观政治考量；后者则从宏观战略思维出发，绕过一些专家层面无法克服的障碍。

　　当然，政治眼光也有正面和负面两种，其实折射了政治眼光背后的政治心态：以负面效应而言，同样是贸易摩擦和能源威胁，中美谈判之所以较中欧同类谈判更为复杂，原因就在于美国在专业因素之外还掺杂了政治考量。

　　但以正面效应而言，中俄历史领土纠纷的处理，就是以政治思维跨越专业障碍的典型。以中美经济摩擦而言，其间不但涉及两国短期经济利益（如人民币升值、贸易逆差等），而且也涉及两国长期的正视对方并找到纠纷解决机制等问题。

　　因此，中美战略经济谈判实际上是专业眼光和政治眼光的结合；而在政治眼光中，则又掺杂了战略前瞻眼光和尚存的战略不信任。唯其如此，今天开始的中美经济战略对话，不但考验双方能否以政治思维跨越专业障碍，亦即以战略前瞻眼光去审视专业经济问题，甚至也考验双方能否在政治思维内部，能否以战略前瞻性克服战略不信任。

　　因此，对于首届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人们既抱以乐观其成的态度，但也不必怀有过高期待；这必将是一个长期的磨合过程。值得注意的是，保尔森临行前在美媒体撰文，重提中美“伙伴关系”一词。其间是否意味着布什政府对华政策有新定位，以及保尔森在美对华决策中地位的上升，十分耐人寻味。（作者系凤凰卫视评论员）

　　（侯颖／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