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什么样的人物让我们“感动”

　　南方论坛之二

　　本报评论员

　　能够“感动”人们的，不只有苦难、牺牲、悲情以及多少有些夸张的英雄主义；人们对“感动”的回应，也不应只有真实的眼泪以及并无实质意义的同情。但人们或许对某一

　　临近年终，各种人物年度评选渐次“粉墨登场”。在众多评选活动中，有一种意在“感动”人们的人物评选很是吸引受众的眼球。自然，“感动型”人物推举不是谁的“专利”，也不一定非要以活动的形式出现。但若在“感动型”人物之前冠以“中国”一类的关键字眼，则不可不问这样的推举是否具有广泛性，“中国”是否真的能因这样的人物而“感动”，并且可以问一问“中国”的名号是否被滥用。

　　新近就看到一组“感动型”人物，言说者称之2006年的中国因他们而“感动”。其间不乏扶危济困、见义勇为者，也不乏身残志坚、舍己救人者。这些人物的事迹栩栩如生，也从反面证明了当前道德和体制的缺失，读来的确令人眼为之热、心为之动，具有一定震撼人心的力量。至于此类人物感人的甚至带有一定悲壮色彩的个人情状，究竟能把所谓“感动”辐射到多大的范围，仿佛不可知；即便因此真实地生发出“感动”的人们，在“感动”之后是否有奋起的“行动”，也仿佛不可知。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

　　透过一些正式或非正式的“感动型”人物推举活动，人们总不免有些遗憾。难道让人们“感动”或指望人们“感动”的，只有归于做了一些“好人好事”的人物吗？固然，“好人好事”在当前也算稀缺品，其被推举无疑值得肯定；但若仅限于此，人们就不免对“感动型”人物的内涵与外延发生疑问。事实上，在一些“感动型”人物推举活动中，人们很难或几乎没有看到科技界人士和法律界人士。是不是在某一年度当中，科技界、法律界就没有“感动”人们的人和事呢？显然不是。现实远比我们的想象生动，也比我们的视野更丰富。换言之，科技界、法律界以及其他被忽略的界别，存在大量“感动”人们的人和事，只是人们缺乏发现、缺乏挖掘的意识和意愿。而这样一些本应进入“感动”人们视域的人物，虽然被人们有意或无意地忽略，却实实在在地影响着当下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他们惠及广大民众的所作所为，同样具有甚至比一些碎片化的“好人好事”更具有“感动”人们的精神品质、人格魅力和社会贡献。

　　“感动型”人物推举在“类”上的缺失，应与片面的价值取向和惰性的行为定式相关。事实上，能够“感动”人们的，不只有苦难、牺牲、悲情以及多少有些夸张的英雄主义；人们对“感动”的回应，也不应只有真实的眼泪以及并无实质意义的同情。但人们或许对某一人或事的“煽情效应”和“眼泪指数”的热衷，更甚于对这一人或事的社会价值和历史价值的关心，推举“感动型”人物的脾胃由此变得狭隘，进入公众视野的“感动型”人物由此变得单调。

　　如果一定要每年都找出一些标杆式人物来“感动”人们，这样的人物是不难找到的，广阔的现实每天都在为这样的推举提供丰富的资源支持。问题是，举办者一定要拓宽视野，不要以为“感动”人们的只有“好人好事”；举办者也一定要更新观念，不要以为人们的“感动”只与道德神经有关。若进而言之，变“感动型”人物推举为“影响力”人物推举，或许于当下的社会进步来得更切实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