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新自由主义失败催生拉美左倾化

　　12月3日，查韦斯成功连任，不仅给拉美近10年罕见的大选年画上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句号，而且续写了始于上世纪90年代、发展于21世纪初的拉美左倾化“传奇”。

　　面对新自由主义盛行的“大势”，拉美缘何会“逆流而动”？如果将问题放到国际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不难发现，拉美左倾化运动正是拉美国家为应对全球化挑战、探讨自身发展道路的一种尝试。

　　首先，拉美左倾化是因拉美贫富悬殊严重而导致社会矛盾激化、进而导致政治取向激进化的结果。拉美可谓世界上贫富悬殊最严重、社会最不公正的地区之一。

　　据统计，拉美20%最富有的人口占据了绝大部分社会财富，而占人口大多数的社会下层占有的社会财富不到10%.拉美基尼指数大大超出0.4的国际标准“警戒线”。社会下层要求改变现状、争取自身权益的呼声不断增强。他们构成了拉美左翼或中左翼政党的选民基础，而左翼人物和左翼政党则顺应民众的“求变”心理，成为下层民众的代言人。

　　其次，拉美政治取向的左转是拉美人对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反思后进行的一种新的发展道路的选择。应该说，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对帮助拉美摆脱20世纪80年代严重的经济危机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但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竭力推销的这种以经济市场化、国企私有化、贸易自由化和发展外向化为核心的发展模式，在解决旧问题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甚至加剧了一些问题的恶化。继上世纪80年代“失去的10年”后，上世纪90年代初拉美又“失去5年”。因此，拉美人呼吁探索一条适合地情、国情的新发展道路的呼声不断高涨，查韦斯提出的“21世纪社会主义”就是其中较为激进的选择。

　　最后，拉美左翼力量的崛起与美国近年来忙于反恐、伊战、阿战和中东“民主改革”而无暇顾及拉美“后院”有关。“9·11”之后，美国将全球战略重心转移到非传统安全的反恐和核不扩散领域，将战略重点锁定在中东和亚太地区，而对自己的战略“后院”拉美的关注有所减少，客观上给了拉美左派力量难得的发展机遇和发展空间。另外，美国近年在反恐、移民、缉毒、能源和自由贸易区等问题上与拉美国家的矛盾有不同程度的激化，更加激起拉美人民摆脱美国控制、反对美国干涉的“脱美”、“反美”趋向。普遍具有反美倾向的拉美左翼力量便成了这一倾向的代言人。

　　由此观之，如果拉美现有的社会结构不作根本改变，拉美现有的政治力量对比不作重大变化，未来数年，拉美左倾化的趋势便不会根本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