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一阁：走过古今的文化革新

　　天一阁藏书既注重实用性，又注重文献的内容品质。图为天一阁宝书楼。（资料照片）

　　12月12日，以“永远的天一阁，永远的范钦”为主题的讲解大赛在天一阁书画馆举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主任王余光教授说：“天一阁是亚洲现存最早的私人藏书楼，从建筑规模和保存状况来说，都具有很高的价值。”古老的天一阁散发出的阵阵书香，蕴藏着哪些独占鳌头的魅力?

　　天一生水革新不止

　　天一阁的创始人范钦(公元1506年—1585年)曾官至兵部右侍郎，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辞官归里。使范钦彪炳史册的，不是他的政绩，而是他回到故乡后修建的藏书楼。

　　“明朝中后期，跟天一阁同时出现的藏书楼有很多，但只有天一阁在历代兵火、散佚磨难中生存下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李新峰说。夕阳下，高大的马头墙隔断了天一阁外面的浮世暄嚣。在几百年的传承中，历史上的天一阁对中国藏书发展有太多独特的文化革新。

　　首先是藏书理念的革新。从创建伊始，天一阁对待藏书，既从实用性出发，同时又注重文献的内容品质。不似历代多数的藏书家那样醉心于珍本秘籍的收藏，而是钟情于当代文献资料的收集，其中不少是一般藏书家不屑一顾的“时人文集”、“下邑陋志”。范钦及后人不遗余力地尽心搜集，充分说明了天一阁藏书楼立足当代、放眼后世的收藏观念:藏书是为了阅读和利用，收藏要多收当代文献。正是因为天一阁注重对当时资料的收集，才为世人留下了丰富的文献。

　　其次是管理制度的革新。文献资源的形成与发展是历史积累的必然结果。历代藏书家无不期望自己辛勤收集的文献能够久聚不散，为后人完整地继承。但中国历来奉行的财产分割继承制度，使藏书家的收藏往往不数传即散，所谡“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每一代重新分割书籍的可能，时刻在威胁着天一阁藏书的存续。范钦为此立下了“代不分书”遗训，让天一阁的藏书成为家族共有共管的财产，这是藏书制度上的大胆革新。这一制度的创新是天一阁藏书久聚不散的决定性因素。

　　在“代不分书”的制度下，为适应家族共有共管的特点，天一阁对具体的管理制度也做了大胆的革新。天一阁管理制度中最突出的特点，是为了防止藏书分散和流失，制订了相互制约的措施和严厉的惩罚措施。阮元《宁波范氏天一阁书目序》有详细记载:“标以书下阁梯，非各房子孙齐至，不开锁。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与祭三次;私领亲友入阁及开橱者，罚不与祭一年;擅将书借出者，罚不与祭三年;因而典鬻者，永摈逐不与祭。”这一制度得到了严格执行。

　　在藏书的保护措施上，天一阁也有自己的创新。关于防火，范钦依据古书“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说，以“天一”命阁，把书楼建成六开间，东西两房筑起封火墙。把建筑设计成六开间，这是对中国传统建筑格局的颠覆。为防潮防霉，书楼系二层硬山式结构，楼上贮书，比较干燥，前后有窗，有利通风。就是书橱，也是“前后有门，两面书橱，取其透风。”房屋、书橱的通风，是一个创新。而保护古籍最令人瞩目之处，当推芸香避蠹、英石吸潮。芸香草，是古人通常采用的一种书籍防虫药物。范钦在藏书中较好地运用了这一技术，但所用之草有独创性，是产于广西的一种灵香草。而“橱下各置英石一块，以收潮湿”，则是范钦独创，未见有其他藏书楼运用此法的记载。

　　私书公用治学为先

　　私家藏书本因学术所生，为治学而藏，“保守”是私家藏书的根本特点。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浙东学派创始人黄宗羲在甬上证人书院讲学之际，以他的人格和学问，破例登阁。外姓人首次登书楼，编目校勘，尽阅阁藏，这是天一阁历史上破天荒和划时代的事件。它向社会传达了天一阁开放的信息，使大江南北尤其是江浙的藏书家、学问家兴奋不已，许多人要“买舟欲访甬句东”，其目的是登天一阁观书。

　　由于天一阁的相对开放，不仅传播了历史文化，培养了人才，发展了学术，为浙东学派的形成提供了学术的保证，也使天一阁藏书价值得以确认。梁启超曾言:天一阁实大有益于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现代著名的思想研究家蔡尚思曾论述说:“藏书风气大盛，如钮氏世学楼、祁氏澹生堂……尤其是范尧卿的天一阁，藏书甚富……没有明末这批私人大图书馆，清初黄宗羲等人能博览群书，广搜史料吗?”从某种程度上讲，是以天一阁为代表的一批私人藏书楼成就了黄宗羲，成就了一批名人学者。

　　继黄宗羲登阁之后，天一阁又一次谱写了中国藏书史上的辉煌一页。清乾隆三十八年，编修《四库全书》，范氏天一阁进献阁藏珍本共641部，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采录达473部，是全国藏书家献书最多的一家。范钦八世孙范懋柱的无私之举和进呈书籍之精美，引起乾隆极大的关注和兴趣，被乾隆毫不迟疑地推举为民间藏书楼的典范和样板:“藏书家颇多，而必以浙之范氏天一阁为巨擘”;其贮藏《四库全书》的皇家藏书楼北四阁南三阁均仿天一阁建造。由于乾隆的效仿和推举，自此以后的官府藏书、私家藏书乃至书院寺观藏书纷纷效法天一阁的藏书制度和管理理念，天一阁的藏书对中国藏书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天一阁的藏书精神走向永恒。

　　劫波度尽华章惊世

　　天一阁在历史上的革新让它走到了今天，度尽劫波之后，它的开放精神依旧让它的收藏熠熠生辉。

　　11月10日，当《天圣令》——这部被认为早已湮没的中国古代法律典籍在宁波正式出版时，远在日本、韩国的十多位教授听闻消息后专程赶到宁波。据日本创价大学池田温教授介绍，日本大化革新时制定的法律基本上沿袭于唐代的律令，目前大部分条文已失散。从1904年开始，日本著名学者中田熏先生开始研究“唐令”，试图复原“唐令”，一百多年来，日本学者搜罗了千余条唐令，出版了《唐令拾遗》、《唐令拾遗补》等多部著作。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家钰研究员告诉记者，天一阁力促《天圣令》出版，使学界对“唐令”的研究上了一个新的高度，这对唐史研究、中国古代法律史研究以及日本《令》的研究复原有重大意义。

　　在唐朝，当时政府官员的休假制度是怎么样的?“离婚”了的妇女如果责骂自己的前夫及家人，会遭到怎样的惩罚?如今的人们已无法知晓1000多年前古人的生活。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黄正建研究员用天一阁所藏的《天圣令》上的几百个字，就能令人信服地回答这些疑问。国外学者评价道:“如果说汉代简牍、敦煌文献是无价之宝的话，那么天一阁藏书《天圣令》的文物价值丝毫不亚于它们。”

　　天一阁也是收藏明代地方志最多的藏书楼。天一阁原藏中，明代地方志和科举录占了很重要的地位，这也是与范钦一贯坚持的“人弃我取”的方针分不开的。据《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考录》统计，范钦当时收集的明代地方志多达415种，比《明史·艺文艺》著录的还要多。天一阁现存的271种明代地方志中，海内孤本占164种。“天一阁所藏明代地方志为我们提供了当时最原始的历史资料，其历史价值怎么评价都不过分。”李新峰副教授说。

　　天一阁收藏的明代白棉纸钞本堪称独步。当年范钦对于无力购买而又舍弃不得的好书，总是千方百计予以钞录，且选用昂贵的优质棉纸，因此保存经久不坏。提起天一阁的明代白棉纸钞本，首先会使人想到1184卷的《三才广志》，这不只因为它是一部鸿篇巨著，体现了范钦时代天一阁的钞书规模;亦因为它是我国古代保存下来的唯一一部最大私纂类书，可谓“稀世之珍”。

　　藏书不懈与世共新

　　天一阁阅尽世事苍桑，它的革新让今天的宁波人对天一阁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为了让这座古老的藏书楼能与时俱进，不断充实和发展，天一阁博物馆的管理者开始了新的革新尝试。

　　天一阁邀请专家对其藏书进行管理，并向全国各地征集、交换、购买新地方志。截至目前，已收藏新编地方志127000余册，我国新编省、市、县三级地方志中，有91.7%藏于天一阁，同时还开展了对新方志的学术研究，现在的天一阁已成为全国新编地方志在南方的汇总中心之一。

　　11月9日，天一阁新建古籍书库奠基仪式在天一阁博物馆现有书库北侧举行，这是天一阁创建440周年以后首度新建藏书楼，是天一阁发展史上最有里程碑意义的工程。新书库将根据国家善本古籍保护条件注重温度、湿度控制和防光、防尘、防虫、防菌、防火、防盗、防空气污染等方面的要求建设，集古籍文物之收藏、修复、研究、整理、阅读、接待等诸功能于一体，将配套建设古籍数字化工程。届时，天一阁不仅可向查阅者提供数字化资料，而且可以让这些文献更大范围、更便捷、更有效地为当代和后世所利用。与此同时，天一阁博物馆与中国社科院历史所联手设立了“中国藏书文化研究中心”，天一阁将成为历史所研究生的实习基地，社科院的专家学者每年将在甬举办学术讲座及其他的业务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