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访季羡老

　　卞毓方

　　2003年春节过后，我从老家回京，得知季羡林先生又住进了301医院，这是“四进宫”了。病因是心肌衰竭，经过一段治疗，已基本控制，左腿多年的骨髓炎，也经手术治愈，先生能自行站立、走路。但是，考虑到他年老体弱，且只知努力耕耘，不知珍惜呵护，院方就不再放他回家，留在康复楼作“娇客”了。

　　季先生人在医院，心还惦着做事，在医生的指导下，对作息时间作了调整:每天六点起床，上午、下午各拿出两个小时，用于写作、阅读或会客。病房，就成了先生的卧室、书斋兼办公室。鉴于老人时间金贵，先生的一小时，相当于常人的一天、一周，吾辈没有要事，便不好意思前去打扰；偶尔前往，也是尽量缩短会面时间。病房摆有书案、书架，养有金鱼、花草，气氛一如居室之温馨；遗憾的是先生钟爱的猫咪不能进入。细心的客人，就给先生带来了布制的小狗、小猫、小松鼠，装饰起来，也是饶有生趣。

　　先生视写作为命根子，为串联生命本体的红线，一天的大多数时间，包括吃饭、输氧、输液，他都在酝酿，思考，然后坐到桌前，摊开稿纸，一挥而就。先生思维清晰，两个小时，写千把字没问题。住院以来，已陆续完成了十多万字，统称“病榻杂忆”。消息传出，数十家出版社前来联系，成了抢手货。先生不为所动，仍本着一贯的习惯，写了改，改了写，苟有不满意，就推倒重来。因此，截至我写这篇文字为止(2006年6月15日)，交货付梓的事，仍遥遥无期。

　　曾问先生:“您住院以来，只发过有限的几篇文字，像悼念巴金、臧克家，其余的，都秘不示人，这有什么说头吗？”

　　先生回答:“没有什么奥秘，原因很简单:住院的人，除了思想，什么都不自由。我利用的仅仅是这一点思想自由，想到哪，写到哪，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但若是要发表，许多地方，还有待于进一步核实。医院里没条件，只好放放再说。”过一会儿又讲:“我一直遵循‘没有新意，决不写文章’。如今这状态，基本与世隔绝，哪来那么多的新意？按照原来的要求，没有新意，就决不动笔，那就只能整天干坐着，无所事事。无所事事我可受不了，还不如拿起笔来随便画画，活动活动脑筋是主要的，发不发则是另一回事。”

　　先生拿起他的高倍放大镜，在眼前耀了耀，又说:“你想我整天呆在医院，接触的，就是这一方小天地。或者换个说法，体验的，就是这病房的生活。反映到文章里，自然也只能是这些琐事。我这人决不隐瞒观点，总是有话直说，好就是好，孬就是孬。如果现在拿出去，无论说好说孬，恐怕都不适宜。你说是不是？”噢，原来如此。“能不能给我看一看呢？”我希望。“不能。”没有商量余地。设法旁敲侧击，打探写作的内容。

　　先生松了口，说:“我以前写过《论包装》，最近写了一篇《再论包装》。”

　　噢，《论包装》，我是看过的。先生对一般包装，并不排斥，商业社会，包装大行其道，也是市场的选择。但有些包装愈来愈变本加厉，匪夷所思。先生写道:“外面盒子，或木，或纸，或金属，往往极大。装扮得五彩缤纷，璀璨耀目。摆在货架上时，是庞然大物；提在手中或放在车中，更是运转不灵，左提，右提；横摆，竖摆，都煞费周折。及至拿到或运到家中，打开时也是煞费周折。在庞然大物中，左找，右找，找不到商品究在何处。很希望发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此处距商品尚有十公里！庶不致使我失去寻找的信心。据我粗略的统计，有的商品在大包装中仅占空间十分之一、二十分之一，甚至五十分之一。我想到那个鸡和鸡毛的故事，我不禁要问:我们使用的是商品，还是包装？而负担那些庞大的包装费用的，羊毛出在羊身上，还是我们这些顾客，而华美绝伦的包装，商品取出后，不过是一堆垃圾。”说得好。哪个消费者不是经常面对大量这种商业垃圾，先生忍不住质疑:“人类是变得越来越精呢？还是越来越蠢？”

　　这篇《再论包装》，先生说，也是有感而发:有人送来一个礼品盒，看上去，又大又漂亮；提在手里，重实实，沉甸甸。折腾了半天，打开，里边嵌着六个小盒。再打开小盒，揭去层层包裹，露出一版胶囊。数一数，十二粒。就是说，六个小盒，六版胶囊，总共七十二粒。这么一丁点儿玩意，一个小瓶子足够装了，硬要动用这么多的材料，渲染得像包藏释迦牟尼的真身舍利似的，值当吗？有人说这是从国外学来的，是新潮。我说这是洋垃圾，是浪费，也是犯罪。

　　毛泽东说:“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国人承认贪污是犯罪，但对于浪费，就上不去这么高的纲了。先生说起浪费，可谓感慨弥深。他说，最大的浪费，还不是物品，是人才。先生当北大副校长，兼南亚所所长期间，对人才，以及培养人才的机会，是倍加珍惜的。举个小例子:那时先生主管外事，对于申请出国进修，只要条件符合，一律放行。先生认为，研究国外的问题，到国外去实地学习、体验，是天经地义。人放得多了，就超出上级主管部门制定的额度，有了滥用职权之嫌，上边不停地打招呼，要他煞车。先生我行我素，不予理睬。上头急了，派人当面责问。先生理直气壮地回答:“制度是人定的，是为教育事业服务的，你那制度不适应形势，就要改！”唉，先生如今老了，离开岗位，也就管不了那些事啦。但他对身边的小事，能管的，还是要管。就说这水吧:先生每晚洗脚，不让用肥皂，为的是洗脚水，再用于养鱼。从鱼缸换出的水，又用于浇花。护工们年轻，她们对节约没有深刻的概念，用起水来，大手大脚，譬如洗澡，龙头一拧，哗哗直淌。先生听着心疼，经常向她们提出告诫。再说这灯光:按医院规定，夜里房间要留灯，先生认为既然不关门，走廊的灯光已经够亮，房间就不必再留，留则是浪费。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有护工在背后嘀咕，说先生管起事来，比医院的院长还院长！

　　先生视浪费为犯罪，但说到眼下国人深恶痛绝的腐败，却表现出一种深思熟虑后的淡定。先生说:“从一个封闭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走向开放，有些腐败，是正常的；要没有，倒令人奇怪了。问题不在于腐败本身，而在于我们怎样去遏制，让社会逐步走上正轨。积弊是一点一点沉淀的，根除它，也需要花相当长的时间。一锹不能挖出一口井，得一步一步来。”先生相信:“既然小米加步枪能拿下江山，只要措施对头，也一定能铲除腐败。”

　　我试探着问:“这看法您有没有写成文章？”先生笑而不答。看来，关注先生病榻写作的读者，只有耐心等到先生自我解禁，公开发表的那一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