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宗颐与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

　　文/本报首席记者 樊克宁 本报记者 邓琼 图/本报记者 郑迅

　　有机会接触到大量海外文物的他，凭一人之力，开辟了多个汉学研究新领域

　　本月13日开始，香港九大高校联手为国际汉学大师饶宗颐先生庆贺九十寿诞。盛会当前，人们不禁感叹饶先生不平凡的海外治学经历。尤其是从上世纪50年代起，他在法、英

　　在法国

　　敦煌遗书中发现“张天师” 掀起汉学界的道教狂热

　　1956年，饶宗颐先生赴巴黎出席第九届国际汉学会议，开始接触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海外文物数量庞大，要从中发现最具学术价值的文书，既需要深厚的学养，还需独具慧眼。他在斯坦因掠走的敦煌遗书中一件件翻阅，发现了敦煌千佛洞的旧藏卷子《想尔注》。《想尔注》为道教宝典，当时被认为已经失传。

　　由于这一发现，饶先生于当年发表了他的第一部“敦煌学”著作《敦煌本老子想尔注校笺》，全文录出了这部反映早期天师道思想的千载秘籍。同时，饶先生还论证了《想尔注》为张天师所作，为道教原始思想的探源贡献了重要观点。此后饶先生还利用新出土的马王堆帛书材料，作《四论想尔注》，使学说更为坚实。

　　《老子想尔注校笺》的出版，引起了欧洲人对道教研究的兴趣，后来发展为汉学界的道教狂热。这本书成为法国巴黎大学东方学院道教史研究班的教材。

　　在唐代，吐蕃曾发生过一场中国僧人与波罗门僧人关于佛教教义的辩论，但是汉文史籍中没有关于这场辩论的记载。饶先生在敦煌遗书中发现，唐人王锡撰写的《顿悟大乘政理决》记述了这场辩论。这篇记叙有两个写本，饶先生将两个写本作了校勘，撰写了两篇论文，证实了事件的历史真实性。同时，还根据写本传递的信息，论定了吐蕃占领敦煌的年代。

　　在英国

　　私人大手笔购得一套胶卷 从6000余件微缩胶卷中梳理珍贵秘籍

　　1957年，伦敦公开出售斯坦因所获敦煌写本6000余件微缩胶卷，饶宗颐先生购得一份。以私人身份购得这套胶卷，他是唯一的一个。

　　他从中梳理出许多珍贵秘籍，如迄今所知仅有一件写本的《文心雕龙》。他还通过敦煌遗书对书、画、佛教史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

　　学者荣新江先生认为，许多研究敦煌画的人，往往只注意壁画和绢画，可是饶先生于此之外还将分散在写卷中的白描、粉本、画稿等重要研究材料辑出。《敦煌白画》一书，对中国画史的论述贡献良多。

　　音乐书法

　　慧眼独具发掘“书法大家” 敦煌音乐遗文中整理出《敦煌曲》

　　1964年和1974年，饶先生两度逗留巴黎，遍览伯希和携走之敦煌藏经洞宝藏，从中选出152件书法精品，辑成共29册的《敦煌书法丛刊》，由日本二玄社照原大影印。在每册解说中，饶先生不仅揭示出敦煌书法的艺术价值，而且对所收每件文献，均有考证，获得许多新的发现。

　　对于《敦煌书法丛刊》的价值，学者周绍良先生认为，可入妙品以上者，“奚止二三百品”，且不亚于同时期的书法大家。他举例说，如《众经别录》的书法，“后世的赵孟瞓未必能抗手”；王老子写的《尚书》残卷，“笔若悬针，刚劲固不下于柳公权”；《汉书·王莽传》写本，“书法整饬遒丽，可与虞世南书法颉颃”；《春秋谷梁传集解》写本，“也可与褚遂良比美”。

　　饶先生早年养成了深厚的词学功底，且善古琴，通乐理，故而一见流失海外的敦煌音乐遗文，就如获至宝。

　　这是1965年冬至1966年秋，正当国内学人身陷政治缧绁之时，饶宗颐先生在法国巴黎国立科学研究院开展研究工作，有机会看到了收藏于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和伦敦大英博物馆的大量敦煌遗文，其中包括敦煌曲子歌词和曲谱。

　　他依照敦煌卷子字体的原样，以毛笔撰写研究文章，又在每个字旁，附注上现代通

　　行的字体，以方便他人阅读辨认。这就是“研究中国文学同乐舞的人，都应该细读的（学者杨联升语）”《敦煌曲》一书。

　　饶先生在《敦煌曲》中，全面研究了敦煌曲子词，以及敦煌曲与乐舞及龟兹乐的关系。书中还精印出一大批当时内地学者无缘得见的敦煌曲子词原件图版，是文学史上罕见的材料。后人对敦煌曲的研究都基于《敦煌曲》，而饶先生本人在这个方向的研究，迄今不辍。

　　此后，饶先生又多次以专著论述敦煌琵琶谱，论证了敦煌曲谱不是工尺谱，而是琵琶曲谱，并论证了它不是一套完整的大曲谱，这些对中国音乐史都具有重要意义。

　　楚帛书

　　博物馆慕名赠他楚帛放大照 帛书中因此被辨认出来的字增加了一百个

　　在出土的先秦文献中，楚帛书为价值最高者之一。它从人类祖先伏羲、女娲巢居于森林的故事开始讲述，朴素地勾画出了上古社会发展史的轮廓。它于1942年在长沙子弹库被盗墓者掘出，1946年流失到美国，现藏于美国纽约都城博物馆。

　　据中山大学古文字学者曾宪通教授介绍，饶宗颐先生从上世纪50年代起就开始研究楚帛书，但是直到1964年，才首次在纽约一私人收藏者处见到了楚帛书原件。在这张三四十厘米见方的丝织绢巾上，中间绘有近千文字，周边绘有四色树木和十二色彩图，是图文并茂的古代墨书真迹。饶先生根据亲眼所见的原物，撰写了《十二月名核论》，支持国内学者李学勤先生的观点，此后又有多角度的论著，均有新的建树。

　　自楚帛书流失海外，国内学者对楚帛书的研究，早期依据临摹本，后来依据全色照片，到1966年，美国都城博物馆用红外线拍摄帛书照片获得成功。饶先生对红外线拍摄出的清晰照片作了更为周密的研究，论证了楚帛书是真实可靠的楚地文物。

　　饶先生以渊博的学识得到了都城博物馆的敬重，该馆将楚帛书原大和放大了12倍的红外线照片，寄赠给他，每个黄豆大的字都变成拳头大，这对考证帛书的书法和校正残字、残画大有帮助。根据这套资料，饶先生完全按照帛书原式重新摹写，并对帛书全文详加诠释，被辨认出来的字比原来增加了100多字，使学界对帛书的认识更为透彻。

　　论著《楚帛书》，集饶先生30余年研究之大成。他指出帛书即楚国“天官书”的佚篇，被学界认为是迄今最为合理的解释。

　　甲骨文

　　赴日意英法瑞穷搜流失龟甲 教印度友人学甲骨文，积累渊博梵学知识

　　甲骨文是3000多年前古人使用的文字，饶宗颐先生认为，既然甲骨文以占卜内容为主，可以从研究占卜者入手，开展学术研究。这是一个寂寞而艰苦的巨大工程。

　　从1954年起，饶先生前往日本、意大利、英国、法国、瑞士等国寻找流失海外的甲骨文。他一件件检视各国馆藏及私人收藏的甲骨文龟片和拓片，查阅国内外甲骨文书籍达58种，还获得七种未曾刊布的甲骨文材料。

　　1959年，饶先生的甲骨学代表性著作《殷代贞卜人物通考》出版。学者刘钊先生说，这部巨著1400多页、80多万字，从占卜人物入手，重点研究了殷周礼制，复原殷商社会真貌，提出了众多新论，包括“傩”肇始于殷，为殷礼之一的观点。论述过程既体现了饶先生对典籍的熟练掌握，也反映出他对卜辞本身的深切体会。许多解说具有极为精彩的结论和富有启发性的意见。

　　《殷代贞卜人物通考》的出版，引起一印度友人对甲骨文的兴趣，他以教授饶先生学习梵文为交换，向饶先生学习甲骨文。饶先生渊博的梵学知识由此发端。

　　《殷代贞卜人物通考》出版20年后，饶先生又主编了大型甲骨文工具书《甲骨文通检》共五册。饶先生在每册卷首都撰有长篇前言，阐述甲骨学研究的新思路和新观点。中山大学历史学家姜伯勤先生说，饶先生曾经指出的《史记》只有河渠书而没有地理志，而从《甲骨文通检》里，共获得古地名1100个，证明甲骨文内容可补《史记》之不足。

　　（金陵／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