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开放，重在提高质量（经济观察）

　　开放给中国带来了实惠，也带来了担忧

　　五年的开放给中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开放越早的行业往往受益越多。很多行业、产业的改革、整合和升级，都是由开放推动的。借助于开放，借助于外力来打破原有体制的限制，推动中国企业的进步，这在很多产业领域都取得了成功。没有这些成功，就没有中国的GDP全球排名由五年前的第六位跃居第四。

　　尽管WTO给中国带来的好处不容置疑，但是对于过渡期后首先彻底放开的金融业，人们还是表现了不少担忧。

　　对此，国外媒体的分析大多认为，外资银行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就在中国银行业中赢得较高的市场占有率，因为有一个巨大的障碍摆在外资银行的面前，那就是“与规模庞大的中国金融机构相比，那些国际上的金融业巨头在中国的分支机构简直就像一个侏儒。”然而，外电报道中忽略的一个现象是，这些“侏儒”正在谋求快速长大。美国花旗集团对广东发展银行的并购，就是一个明显的迹象。不久前，花旗集团组建的财团用243亿元人民币获得了广发行85.6%的股份，成为迄今为止中国国内最大的一起外资并购案。

　　去年10月，美国凯雷集团提出以3.75亿美元（约合人民币30亿元）的价格收购中国徐工集团85%的股权。眼看着掌握着中国机械制造和出口“半壁江山”的徐工要落入外人之手，关于“觊觎中国企业的外国资本是否是‘狼外婆’”的争论终于迸发出来，成为今年经济界最声势浩大的一场全民大讨论。搜狐网上的一项调查表明，68%的人担心，这种并购造成的影响主要是负面的，担心由此引起产业创新不足，引起行业垄断，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甚至有声音认为中国“开放过度”。

　　中国的开放程度只是处于“一般水平”

　　对于这种观点，许多专家都表示不认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张小济部长曾主持了有关中国开放程度的研究课题。他告诉记者，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开放程度的指标很复杂。我国目前的货物贸易以来料加工为主，在国际贸易与分工中我国处于产业链的低端；商品与资本的跨国流动受到限制，银行利率不完全体现市场对资金的需求；国内投资融资体制还不完善，政府还有审批、定价等对经济直接干预的行为……从这些方面来看，中国的市场开放程度并不算高，仅相当于发展中国家的一般水平。虽然这是三年前的研究结论，但到目前为止，这种状况没有根本性、实质性的提高。

　　龙永图是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对中国的开放程度非常有感受。在纪念入世五周年的一个座谈会上，谈到中国对外开放时，他非常激动地对听众说：“远远不够！”他认为，中国的开放还远远没有达到中国经济发展向高速度进军的要求，还远远没有达到经济全球化高度进展的要求。所以，纪念入世五周年，就要使中国的对外开放继续扩大，从而促进国内的改革，促进国内的发展。

　　在开放尺度与经济安全之间寻找平衡

　　社科院金融所的一位专家对记者说，入世五年来，人们说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狼来了”，但是现在狼不但没有来，外国人还把我们当作了狼，四处喊“中国经济威胁论”，“全面开放没有想象的那么可怕。”商务部研究院跨国公司中心主任王志乐更是乐观地表示，中国目前是有史以来，起码是从1840年算起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国家的经济安全度最高的时期。他认为，不能将中国不同所有制企业间的竞争、并购等问题提升为国家经济安全问题。

　　与王志乐的乐观相比，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则说自己有点“杞人忧天”。江涌说，外资经济是生机勃勃的中国经济的一部分，但它与民族经济到底是不同。1992年，墨西哥发生债务危机时，外资企业大量抽逃资金，导致比索崩溃性贬值，最终成为金融危机的一个导火索。这种情况值得我们警惕。中国开放的门应该敞多大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因为这涉及到如何在开放尺度与经济安全间找到一个平衡。这一点，就连发达国家也一直在摸索。

　　回顾这些年来的对外开放，江涌说：“在改革开放当初，中国迫切需要引进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因此我们对国外公司投资中国、收购中国企业，基本上一路开绿灯。等到我们也积累了大量的资金可以对外投资时，却发现事情不是那么简单。近两年，中国的几笔对外大手笔的投资最终都以失利告终，一个核心的问题是，对方顾及了本国的经济安全，对中国投资横加限制。现在，我们也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

　　美国自诩经济自由化程度全球最高，但是它同样对外资并购有着严格的审查制度和限制条件。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进一步收紧了对跨国并购的审查。外国公司并购与美国国家安全关的公司，需要报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审查。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是美国财政部部长，成员包括国务卿、国防部长、商务部长、司法部长、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国土安全部部长等12名美国政府的高官。而且美国对“国家安全”的定义很含糊，哪些并购符合国家利益、哪些又是威胁，这个尺度可进可退，全凭自己掌握。阻挠中海油收购尤尼科、对迪拜港口公司接受美国港口横加干涉、禁止政府部门购买联想电脑……美国国会都是以“国家安全”为由从中作梗。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张小蒂教授告诉记者，我国目前的土地、资金、人才、原材料等价格都存在一定的扭曲，因此企业的价格并不能真实反映它的价值。在扭曲的情况下进行股权交易，就会有巧取豪夺。在这种情况下，对外资的“开放”更应该多方考虑。

　　而且，中国的开放不仅要对外开放，也要对内开放。江涌说，以前有些领域我们是首先对外开放，却迟迟不对内开放。这种开放后果之一就是国内大量资金被挤出了投资领域，只能存入银行；外资技术含量高，把内资挤出以后，也挤出了更多的社会就业。由此所带来的社会风险也是相当巨大。

　　下一步的开放重在质量

　　从长远来看，理想的开放程度是市场边境超越国界，货物、服务、资本、技术、人员等经济要素可以跨国自由流动。目前，欧盟内部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开放程度很高的市场，其他国家和地区都很难达到这种开放程度，而且欧盟也只是内部这样，对外仍是有很多限制。

　　“开放程度并不是越高越好。”张小济说，“衡量开放程度，关键要看我们是否获得了更多的利益，更大的发展。中国有自己特殊的国情，中国的开放程度不能简单地与其他国家进行类比。”

　　专家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已经成为一种常态。相互依赖、相互融合是强者的选择而不是弱者的表现，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更大、更强。因此可以说，开放既是一种压力，也是一种挑战，更是一种力量。过去5年的成绩足以令人们认识到，中国可以并且应该寻求进一步、更深层次的开放。商务部也曾明确表示，中国利用外资的方针不会改变，但是同时也提出要解决对外开放中产生的一系列具体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做到“质的提高”。对于下一步如何走，商务部也有了初步的目标：中国在过去五年中成功承接世界制造业外包转移后，在未来五年内要承接新一轮的服务外包产业转移，使中国从“世界工厂”过渡到“世界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