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映真:做祖国忠诚的儿子

　　不论今后的生活多么艰难，我要把这支笔献给我所爱的中国和她的人民。

　　——陈映真

　　陈映真满含热泪地听完父亲的嘱咐。他不是父亲那样虔诚的基督徒，他更愿意把“上帝”诠释为真理和爱。真理，爱，再加上中国人的意识，这正是陈映真所矻矻以求的!陈映真是祖国忠诚的儿子，赤子之心与日月同光。

　　师承鲁迅的陈映真，是台湾文化界的一面旗帜。他迄今已经创作出数十篇(部)小说，还有大量的杂文和随笔。他继承了五四文化的传统，以理性的、批判的笔触，为台湾乡土文学开辟了新的道路;当政治“台独”和“文化台独”甚嚣尘上之时，他始终站在反民族分裂的第一线，并团结了一大批“统派”作家共同战斗。陈映真在《一本小书的沧桑》中说:“我总不能把文学仅仅当做流行时潮的游戏，总是把文字看成对生命和灵魂的思索和呐喊。”

　　——他更像是一位手执匕首和投枪的战士!

　　面对病态的台湾

　　1937年11月6日，在台湾竹南中港的陈家，降生了一对双胞胎，取名映真和映善。不到两岁时，映善过继给了三伯父，改名永善;接着生父全家又从竹南搬往桃园，两兄弟不得不分开了，他们依依不舍。映真对映善说，你要是想我，就去照镜子，一照镜子，我就来了——这对双胞胎长得很像。

　　1944年，日本对台湾的统治即将走到尽头，盟军的飞机在头顶上飞来飞去。为躲避轰炸，生父和养父两家都疏散到台北县的莺歌镇。映真和永善终于又相见了，他们一同欢欢喜喜地入了莺歌国小。一次，永善去生父家约小哥上学，却在路上碰见了映真，他一脸苍白地蹲在人家的廊下，直喊“肚子疼”。永善把小哥送回家，便一个人去上学。此后，映真再也没能回到学校。永善每次到生父家探望小哥，都看见他痛苦不已地躺在床上。后来他便住进了台北的医院。几天后，生父捧着白色的骨灰盒，走出了车站……

　　那年他俩九岁。小哥的夭折使永善异常悲伤，他终日流泪哭泣。这是他初尝死别，他无限寂寞。他觉得失去了一个对等的自我，他觉得小哥的生命已经融入自己的身体。多年以后，当陈永善第一次发表作品时，署的笔名是陈映真。

　　父亲问他:“为什么要用真儿的名字作笔名呢?”

　　陈映真回答:“这样，我们就一起活着。”

　　半年以后，莺歌镇突然响起了锣鼓，舞狮队兴高采烈地从学校旁边舞过去。陈映真听见人们奔走相告:“日本崽打输了!台湾光复了!”他还看见五六个台湾籍日本兵，穿着破旧的日军军服，唱着日本军歌，踏着疲惫的步伐，渐行渐远。

　　光复之后，国民党军队败退到台湾，一时的喜悦很快便被恐怖气氛所替代。1947年春天，二二八事件发生，国军21师横扫台北，制造了一场血雨腥风。在莺歌镇的小火车站上，年仅十岁的陈映真看见一位外省客商被当地人打倒在地，衣服和鞋子上浸着血渍。

　　1950年春天，陈映真上小学六年级。他从《中央日报》上得知，在朝鲜，中国人又和美国人打起来了。而在台湾，白色恐怖也愈益浓重。给他代过课的吴老师半夜里被人用吉普车带走了，留下白发苍苍的母亲在土屋中悲泣。他家后院住的外省人陆家兄妹俩，也分别在莺歌镇和台南糖厂被捕。若干年后，陈映真在《鞭子与提灯》中曾经深情地回忆起这对兄妹。

　　陈映真的初中是在台北上的。越接近蒋氏父子的统治中心，他越强烈地感觉到残酷和肃杀的存在。走出台北火车站的检票口，他每每能看到执枪的宪兵在柱子上张贴告示，上面写的无非是“加入朱毛匪帮”、“验明正身，发交宪兵第四团，明典正法”之类令人心惊的文字。

　　其间，有些事对陈映真来说至关重要。大约是读小学六年级的时候，他在生父的书房里翻出了一本鲁迅的《呐喊》，他读了，但似懂非懂。到了初三，他重读这本书。从那以后，《呐喊》便成了陈映真的另一种教科书。关于鲁迅的《呐喊》，陈映真如是说:“几十年来，每当我遇见丧失了对自己民族认同的机能的中国人;遇见对中国的苦难和落后抱着无知的轻蔑感和羞耻感的中国人;甚至遇见幻想着宁为他国臣民，以求取‘民主的、富足的生活’的中国人，在痛苦和怜悯之余，有深切的感谢——感谢少年时代的那本小说，使我成为一个充满信心的、理解的，并不激越的爱国者。”

　　1954年，陈映真考入成功中学高中部，这时他开始较多地接触外国文学，尤其是俄罗斯作家契诃夫、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和冈察洛夫等人的作品。从他早期的小说中，不难看出契诃夫等人的影响。

　　1957年5月，就在陈映真即将高中毕业时，爆发了反美、攻打美国大使馆的“刘自然事件”。陈映真不顾警察总局的戒令，不听学校的劝阻，和同学陈中统一道，写了一张大标语，然后翻墙出去，叫了一辆人力三轮车，拿着标语，急急赶往美国大使馆……之后，陈映真受到刑警总队的传讯，总队长还一再查问谁是背后指使者。

　　这一时期，因为养父去世，家境每况愈下。尽管如此，陈映真依然情绪饱满，他陷入了另一种“狂热的饥饿”:他读了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读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读了日译本的《红星照耀中国》，读了马列选集第一册和《联共党史》、《政治经济学教程》，甚至读了毛泽东写的小册子。

　　与此同时，陈映真也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创作生涯。

　　台湾社会的一面镜子

　　著名台湾文学研究专家赵遐秋指出:“陈映真的许多小说，写在一个时代风云变幻急速、社会生活动荡激烈的台湾，现实主义的艺术法则让他独领风骚，成为台湾社会的一面镜子。他的小说所涉及的问题，所进行的批判和否定，使他成为了那一段历史、那一个时代、那一个社会中的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中间的先觉者、先驱者。”

　　高中毕业后，陈映真带着一笔昂贵的学费，进入淡水英专。大二时，成功中学的校友、《笔汇》主编尉天骢托人向陈映真约稿。在1959年9月《笔汇》第5期上，发表了陈映真的处女作《面摊》。从那时起，到1961年，陈映真又发表了《我的弟弟康雄》、《家》、《乡村的教师》、《死者》、《故乡》、《祖父与伞》、《猫它们的祖母》、《那么衰老的眼泪》、《加略人犹大的故事》和《苹果树》等作品。破败的市镇，贫困的家境，少年的迷惘和失落，加上乡愁和青春期性意识的觉醒，构成了这些作品的基本格调:伤感、忧郁、苍白而且苦闷。

　　在以许南村为笔名发表的《试论陈映真》一文中，陈映真这样剖析自己:“1958年，他的养父去世，家道遽尔中落。这个中落的悲哀，在他宜感的青少年时代留下了很深的烙印。”另一方面，在反共的恐怖的天罗地网中，陈映真的思想日益激进，由此也带来他内心的激忿、焦虑和孤独。他早期作品中那种苍白惨绿的色调，就根源于此。

　　从陈映真最初的创作，便能看出中国新文化运动，尤其是鲁迅对他的影响。

　　1962年，陈映真按规定去军中服役，1963年退役后，入台北强恕中学执教英文。翌年又辞去教职，进入一家跨国公司——美国辉瑞药厂工作。在军队、学校和外企的经历，使陈映真对台湾社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的文学风格也为之一变，这种变化到1966年前后尤其明显。在《试论陈映真》一文中，陈映真本人也谈到这种转变:“契诃夫式的忧悒消失了”，“嘲讽和现实主义取代了过去长时期的感伤和力竭、自怜的情绪，理智的凝视代替了感情的反拨;冷静的、现实主义的分析取代了煽情的、浪漫主义的发抒。”

　　1964年1月，陈映真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重要作品——《将军族》。

　　参加工人游行示威活动。

　　大陆老兵三角脸和台湾姑娘小瘦丫头，随同一个康乐队四处巡回演出。三角脸独身一人，境遇凄凉;小瘦丫头先是被卖进妓院，逃出以后命运也未能有所改变。得知小瘦丫头的身世之后，老兵给她留下3万元钱，悄悄地离开了。当他偶然再遇见小瘦丫头时，她的境遇不仅毫无改观，而且眼睛也给弄瞎了一只。在老兵和小瘦丫头之间，不仅仅是相互怜悯，还有贫贱人的爱情，但最终他们以死亡的方式实现了结合。

　　在《将军族》中，陈映真最早涉及“大陆人在台湾”这一主题。作品一发表便受到广泛关注，评论家齐益寿认为，它奠定了陈映真在短篇小说界的重要地位——“人物的鲜活蹦跳，理念和情节的融合无间，深刻的悯人情怀，都使人赞叹不已。”

　　1963年至1967年，陈映真还发表了《文书》、《一绿色之候鸟》、《兀自照耀的太阳》、《唐倩的喜剧》和《第一件差事》等作品。其中的《唐倩的喜剧》是陈映真过渡期的标志性作品，它以批判和嘲讽的笔调，描写了女主人公恋爱、试婚和结婚的过程，无情地抨击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台湾知识界的崇洋媚外和对西方思潮的盲目推崇。

　　这期间，陈映真还与同仁一起组织了一个读书会，以学习《毛泽东选集》和有关中国革命的书籍为主。1965年，陈映真为读书会翻译了《共产党宣言》以供学习。以读书会为基础，陈映真成立了左派组织“台湾民主同盟”，他也因此而罹祸。1968年5月，陈映真和他最小的胞弟，被一个伪装成记者的侦探出卖，先后被捕。经过侦讯，陈映真等人被送往景美的军法处。中秋节到了，好友尉天骢带着月饼前去探监。见面时，他极力安慰陈映真说:“不要泄气，你又没干什么事!”但到了年底，他却得知当局以叛乱罪判处陈映真十年徒刑。1970年春节前，陈映真被移送到台东泰源监狱，然后是绿岛集中营。

　　陈映真称自己:绿岛的风声、浪声所代表的精神的人。

　　陈映真系狱七年，直到1975年7月蒋介石病故，才被特赦出狱。他被隔离在小岛的高墙之内，忍受着“汹涌的孤独”，而外面的朋友也并没有忘记他。1970年2月，尉天骢在《文学季刊》上发表了陈映真入狱前创作的小说《永恒的大地》，1973年8月又发表了他的《某一个日午》;只是小说改换了署名，陈映真习惯使用的“伊”也一律改为“她”。与陈映真素昧平生、远在美国威斯康辛的刘绍铭，于1972年搜集整理了陈映真的18篇小说和3篇评论，编成《陈映真选集》，由香港小草出版社出版。选集的出版对国民党政府形成了“一种文化压力”。

　　出狱后，陈映真就职于另一家跨国公司——美国温莎药厂。出狱之后的第三年，陈映真捧出了两篇力作——《贺大哥》和《夜行货车》。《贺大哥》描述了一位参加过越战的美国退伍军人的遭遇，表现出了对侵略战争的批判精神，揭示了战争对人性的摧残。而《夜行货车》则通过两男一女之间的感情纠葛，揭示了在跨国企业这一庞然大物的阴影下人的异化;它表明陈映真小说创作的视野扩大了，他开始关注企业与人的关系，开始关注第三世界存在的普遍问题。

　　《夜行货车》是陈映真以外国公司为背景的“华盛顿大楼”系列的第一篇作品，之后他又完成了《上班族的一日》、《云》和《万商帝君》。1983年，陈映真将这4篇小说结集出版，他在该书的序中说:“《华盛顿大楼》系列作品，主要和基本的，不在于对企业和它的行为作出分析和批判。文学和艺术，比什么都更以人作为中心和焦点。现代企业行为下的人，成为‘华盛顿大楼’系列的关心的主题。”也就是说，陈映真最关注的，是台湾资本主义化和半殖民地化背景下的文化冲突、人性矛盾和人性异化的问题。最能体现这一点的是《万商帝君》。这部中篇小说通过两条线索、三个人物，着力塑造了“跨国公司的必然性格”。小说中的刘福金和陈家齐，都属于被跨国企业异化了的人物，他们彻底失去了自我，失去了民族意识和民族文化精神，进而向跨国企业俯首称臣;和这两个人相比，另一个人物林得旺更可悲，他因为欲做奴隶而不得，竟患上妄想症，成为一个疯子。

　　1979年10月，陈映真再次被台湾当局拘捕，理由是“涉嫌叛乱，拘捕防逃”。好在这一次36个小时后他就获得保释。

　　1983年，陈映真先后发表了《铃珰花》和《山路》。这两部小说对台湾历史上的五十年代，对白色肃杀的政治氛围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和批判。陈映真在《凝视白色的五十年代》一文中说:“在激荡的中国近代史中，理想的追求、幻灭和再探索的不间断的过程下，中国人民、知识分子和青年，付出了极惨重的代价。然而，人们总是夸夸其谈，甚至于森森然论说着那表面的过程，却极少探视在那过程下，在遥远、隐秘的囚房里和刑场上，孤独地承受一时代的残虐、血泪、绝望、对自由的最饥渴的向往、对死亡的最逼近的凝视、对于生人最热烈的爱恋……的无数年轻、纯洁、正直的生命。”《铃珰花》通过两个贪玩的小学生的纯真眼光，透视了当时的白色恐怖，塑造了忧国忧民的爱国志士高东茂的形象。《山路》则描写了“叛乱犯”黄贞柏的女友、出卖革命者的蔡汉廷之妹蔡千惠三十年肉体和精神的痛苦，揭露了台湾当局对“只是一心要为别人的幸福去死”的革命青年的残酷迫害，同时展示了同情革命的善良女子蔡千惠的崇高品质。

　　1987年发表的《赵南栋》，追忆了革命者宋蓉萱英勇就义时的悲壮场面，描述了另两位革命者被囚禁几十年的生活，同时对烈士后代在台湾资本主义化过程中的堕落和异化进行了批判。

　　1987年之后，作为思想者和文论家的陈映真十分活跃，而作为小说家的陈映真却沉寂了12年。直到1999年，他才又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其后的三年里，他连续发表了三篇小说——《归乡》、《夜雾》和《忠孝公园》。

　　依然是那个携风带雷的陈映真，依然是那个对政治有着敏感嗅觉的陈映真，依然是那个充满文学激情而又富于理性批判精神的陈映真!

　　《归乡》以一位台湾农家子弟、国民党老兵的际遇，凸显出过去与现在、大陆与台湾这一主题:归乡之路就是结束民族分裂，实现祖国统一之路。《夜雾》则以札记的形式，描述了两进两出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李清皓因精神压力导致精神分裂，最终自杀身亡的过程，以此揭露了几十年黑暗统治的历史。

　　中篇《忠孝公园》是陈映真用心经营的一部作品，是他数十年来苦苦思索的结果，堪称杰作。

　　小说以2000年台湾“总统”大选，“台湾人开始当家作主”为背景。小说中有两个主要角色，一个是台湾籍日本兵林标，一个是东北籍老牌特务马正涛，陈映真意图借这两个人物，对台湾这个旧殖民地持续至今的精神上的荒废进行“严峻的清理”，他认为这是一件久经搁置、急迫地等待解决的重大问题。1944年，日本人在台湾全面开展“皇民化运动”，尚未被“锻炼”成“皇民”的林标被征入伍，变为日军的一员，变为“天皇陛下坚强的盾甲”，随后走上东南亚的战场。日本战败时，他“一时失去了与日本人一起为败战同声恸哭的立场”，而凭空而来的战胜国国民的身份也不能给他带来丝毫的欢心和骄傲，他陷入尴尬的境地。到了七十年代，当年和他一同入伍的曾金海找到他，他们一起向东京地方法院提出战争补偿的问题，却被驳回，理由是他们已经丧失日本国民资格。在索赔的过程中，国民党政府则以他们曾经帮助日本人打中国人为理由，拒绝出面。他们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后来台湾换了“自己的政府”，而这个政府也不愿为老兵们出面:“我们的政府特别需要日本支持，不能为难日本，因小失大。”他们是中国人，还是台湾人?林标感觉受到了愚弄和欺骗，他至死都弄不明白自己到底是谁，归属在哪里。狡诈、凶残、十恶不赦的大特务马正涛，经历过伪满洲国时期、国民党统治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他不断地变身，甚至曾向共产党自首，后因为害怕自己罪大恶极难得饶恕，又出逃到台湾。但很快，“台独”势力开始不断地制造省籍矛盾，马正涛实实在在地感到“路的两头都被堵死了”:在台湾，他是外人;回大陆，他的罪恶历史不好交待。马正涛从不安到忧悒再到绝望，甚至想到自杀，但他却从未想到过要对自己的过去进行自责和反省。在这里，陈映真以马正涛的人生活动，透视了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国的政治风云。

　　陈映真至今共创作了36篇(部)小说，基本上都是具有批判精神的现实主义之作。赵遐秋教授说:“陈映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他用他的笔，为我们描绘了在民族分裂、国土分裂的时代下动荡不安的台湾社会，反映了在这样的社会里各种各样人的生存状态和复杂的文化心态，表现出了台湾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说，陈映真正是当代台湾社会的一面镜子。”

　　访问台湾老作家杨逵。

　　战斗者常常是孤独的

　　在台湾，陈映真常常感觉到巨大的孤独。

　　台湾《联合报》上的一篇文章这样说:“国民党时代，他被视为左派，因为阅读‘匪区’禁书;民进党执政，他是不正确的统派，甚至在国民党也逐渐对统一噤声之际，政治的陈映真，立场更趋边缘。”甚至在大陆，也经常有人说他“左”。

　　1977年至1978年，台湾发生了乡土文学论争。这场论争实际上是对殖民地和封建文化的一次大清理，是对文化界盲目西化所进行的大批判;绝大多数作家、评论家认为，乡土文学应有强烈的中国主体意识，它不是属于某一阶层或某一地区的，它应该回归于现实主义，回归于民族文化的方向。在这场论争中陈映真旗帜鲜明，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文化上精神上对西方的附庸化、殖民地化——这就是我们三十年来精神生活的突出特点。”他认为乡土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是现在条件下中国民族文学的重要形式”。他充分肯定了乡土作家的成就，认为这些作家“批判了台湾在物质上和精神上殖民地化的危机，从而在台湾的中国新文学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的、民族主义的、自立自强的鲜明旗帜!”论争中也出现了不和谐音，那就是个别人对“台湾主体意识”的强调，这为以后的“文学台独”埋下了伏笔。

　　“台独”势力最早产生于境外。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随着台湾社会的巨大变革，在“争民主、争人权”的外衣下，“台独”分子开始大肆活动，“文学台独”势力也终于登台表演。1977年，叶石涛的《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一文，最早敲响了“文学台独”出台的锣鼓。其后，经过叶石涛及其追随者彭瑞金、张良泽、陈芳明等人鼓噪，把“文学台独”的思潮与活动推向极致，以至于公然叫嚷“台湾和中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台湾文学是独立自主的文学”、“中国文学与日本、英、美、欧洲文学一样，是属于外国文学的”。台湾有的大学甚至设立了台湾文学系，与英文系、中文系并列。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叶石涛和他的追随者更加放肆，声称台湾“一直是‘汉番杂居’的移民社会，因而发展了异于大陆社会的模式和民情”。在由他编撰的《台湾文学史纲》里，他声称“台湾新文学必须走上自主性的道路”。在他的《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中，他玩命地强调“台湾立场”和“台湾意识”。到了1995年，叶石涛更是赤膊上阵，胡说什么“台湾和中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制度不同、生活观念不同、历史境遇和文化内容迥然相异”，“台湾新文学是独立自主的文学”。叶石涛还对陈映真进行了攻击:“陈映真等新民族派作家是……民族主义者，他们是中国民族主义者，并不认同台湾为弱小新兴民族的国家。”

　　当“文学台独”甚嚣尘上，大有成为台湾文化“主流”的时候，是陈映真一直站在最前线，充当“统派”旗手的角色，和文化界的“台独”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先后写出了《“乡土文学”的盲点》、《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建立民族文学的风格》、《中国文学与第三世界文学之比较》等文章。陈映真认为，台湾被西班牙、荷兰占领过，后又受日本统治50年，和其他省相比有其复杂的一面，但更多的还是它的中国属性，台湾文学也没有因为这种特殊性，发生非同于中国文学的质变。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陈映真撰写了大量批判新分离主义和“文学台独”的檄文，仅1987年，他就先后发表了《“台湾”分离主义知识分子的“盲点”》、《关于文学的一岛论》、《为了民族的和平与团结》、《何以我不同意台湾分离主义》和《国家分裂结构下的民族主义——“台湾结”的战后之分析》等近十篇批判文章。

　　“文学台独”的另一代表人物陈芳明，见大陆学者撰写的《台湾文学史》出版，大喊“狼来了”，然后便摩拳擦掌，要写自己的、“雄性”的《台湾新文学史》。在这部文学史里，陈芳明把中国和日本侵略者同等对待，离开文学大讲什么“复权”、“复国”。陈芳明的《台湾新文学史的建构与分期》一文1999年8月在《联合文学》发表之后，引起了陈映真的警觉和义愤，于2000年7月发表了《以意识形态代替科学知识的灾难》一文，对其进行了严正批判。8月，陈芳明发表了攻击陈映真的《马克思主义有那么严重吗》。9月，陈映真发表了反驳文章《关于台湾“社会性质”的进一步讨论》。10月，陈芳明发表《当文学戴上马克思面具》，对陈映真进行恐吓和诋毁。12月，陈映真发表了总结性的“休战”文章《陈芳明历史三阶段论和台湾新文学史论可以休矣》。

　　在《联合文学》上进行的、持续了一年半的“双陈”大战，对垒者一方是统派的思想家，另一方是独派的“理论权威”。论战中，陈映真发表的反驳文章，其中有两篇分别长达34000字和28000字。

　　“双陈”大战争论的并非学术问题，而是台湾的社会性质、台湾应该向统一还是向独立的路线走等大是大非问题。针对“战后台湾被中国再殖民”的谬论，陈映真反驳说，这种分离说不符合历史事实，由于日本投降，台湾文学从此与祖国文学有了更频繁的交往，并由此名正言顺地成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

　　陈映真以统派为荣，自称是“死不改悔的统派”。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他也一直在和政治“台独”、“文化台独”进行着激烈的较量，尽管台湾的政治形势于他越来越不利，但他从未退却过。

　　陈映真始终在为中华民族的利益，为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而战斗!（本版照片均为资料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