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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very 给中国纪录片带来什么?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12月17日10:00 南方日报

  Discovery给中国纪录片带来什么?

  中国的纪录片为何一定要依靠海外市场?中国人为什么看不到纪录中国变化的纪录片?纪录片在商业化过程中,,是否忽略了本该有的人文关怀……

  2006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大会日前闭幕。大会有着这样一个明显的标识:以扩大中

国纪录片海外市场、提升中国纪录片制作水准为己任。大会请来全球9个国家17家机构为买家,让中国制作人与他们面对面交易;请来世界级纪录片制作人,让他们手把手培训中国制作人。Discovery探索频道“2006新锐导演计划”还首次与大会合作,在全国选拔6位最有才华的纪录片导演,从选题、拍摄、后期到发行,一路资助……

  可谓用心良苦,收效甚丰——国内制片人递出的名片上,大多印满英文;由外国强势电视台主持的讲座永远人满为患,交易厅里操着半吊子英语的制片人热切地寻找着国外同行的目光……

  广州国际纪录片大会心怀国际气魄,并付诸行动,已经并正在让中国人的故事被越来越多的外国人知道。但在狂热的欣喜之下,一些问题仍值得我们思考:中国的纪录片为何一定要依靠海外市场?中国人为什么看不到纪录中国变化的纪录片?纪录片在商业化娱乐化的过程中,是否忽略了本该有的人文关怀……就这些萦绕多时的问题,记者分别采访了波兰克拉科夫电影节主席诺瓦克、今年“新锐导演计划”的优胜者,以及多名相关专家。

  又爱又忧:Discovery新锐导演谈联合制作

  12月5日晚,Discovery探索频道“2006新锐导演计划”的6名优胜者难以掩饰兴奋的神情。这一刻,他们不仅是“才华”和“幸运”的代名词,也是中国纪录片进入海外市场新一轮的探索者。如今,他们面临的问题,不再是选题、资金等前期障碍,而是“如何把中国的故事说给外国人听”的具体细节。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们显得信心十足。

  与此同时,“2004年新锐导演计划”的优胜者朱春光则显然想得更多。经历了两年与国际操作方式的磨合,他这方面已经得心应手。但新的问题又摆在面前:海外市场是否中国纪录片的唯一出路?中国纪录片是否需要集体媚外?

  Discovery让中国导演“跳级”

  两年前,朱春光以表现武汉吉庆街上的街头艺人的纪录片《街头卓别林》被评为2004年新锐导演。两年后,他名片上多了一个身份:制作人。

  朱春光将自己的工作室命名为镭。他说,那是从居里夫人的故事得到的灵感,镭是最珍贵的金属元素,居里夫人一辈子都在研究镭,可是却买不起一克的镭。他希望能够把中国的导演都聚集起来,像镭一样,凝聚成巨大的力量,给中国纪录片带来巨变。

  这一想法是在深入接触Discovery的制作方式后产生的。朱春光说,“我身上的变化,可以说是很大的。以前在CCTV是个导演,如今我成了独立导演和独立制片人。市场、受众等问题在以前我是根本不用去考虑的,现在除了自己独立制作片子以外,还要考虑市场、宣传等问题,这意味我要担任更多的角色。”

  是DISCOVERY给他以及中国导演带来了这种变化。朱春光说,DIS-COVERY是中国导演走进国际化的桥梁。他打了一个比方:假如说一个人要经过小学、中学、大学一系列教育,才能走进社会,那么,中国的导演就是个“跳级生”。中国的导演不再需要从零做起,而是被直接带入国际化的标准与准则。我们要做的,就是熟悉DISCOVERY所倡导的流程、方法、理念等等。”

  今年“新锐导演计划”的优胜者资料,被朱春光等人认为依然是秉承了Discovery的风格。6位优胜者和他们的纪录片提案,分别是韩蕾《汤包传奇》,袁博《打破平衡》,姜颖《少林足球》,李磊《昆虫摄影师》,余天琦《一位摄影师和他镜头里变革的中国》,以及KitzTan/沙金城《山城棒棒军之战》。

  Discovery亚洲电视网副总裁、中国区总经理张方认为,在国际范围内的接受度,是评奖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因此,虽然许多选题十分优秀,但他们还是选取了这些富有故事性和趣味性的方案。

  这一切,目的是为拍摄出来的纪录片在全球获得收视。2004年新锐导演朱春光说,“以前我拍纪录片子没有重视过剧本、大纲、编预算、估计周期等工作,经过DISCOVERY培训后,一切变得非常规范,比如如何从技术方面讲故事,如何在开头第一幕或3分钟内吸引观众,最吸引观众的情节应如何合理安排,这些都是以前所不具备的。”

  事实上,Discovery的这一模式被证明卓有成效。张方透露,在中国已经完成的3届新锐导演计划18部纪录片,在全球收视都令人满意,2005年度优胜导演施秋荣还于近日在新加坡举办的2006年“亚洲电视大奖”评选中,凭借其执导的纪录片《老北京学英语》,力挫众多经验丰富的导演,获得“最佳导演”奖。

  娱乐化不能救中国纪录片?

  当Discovery以及众多的国际联合制作机构青睐中国纪录片,让中国制作人感到欢欣鼓舞时,也有人担心这并不能让中国纪录片真正强大。因为说到底,Discovery看中的只是中国的题材,能够提高的只是纪录片的叙事方式。对于以下的问题,他们能起的作用很难说:延续中国纪录片人文关怀的传统;让更多的中国人了解并思考身边正在发生的变化……

  赵良也是“Discovery新锐导演计划”的优胜者,他为Discovery亚洲电视网制作了30分钟片长的纪录片《孔府菜传奇》。在后期制作时,面对片长的限制,他只能留下故事,而不得不剪去许多孔府菜制作的细节,也就是剪去孔府菜的文化。

  不过,朱春光说:“艺术与商业完全是两回事,两者并不是矛盾的。欧洲是最早拍摄纪录片的国家,他们的纪录片溶入了许多的商业元素。纪录片是为全球的群体所制作的,商业化,可以为它提供一个规范的传播平台。”

  他更强调,对于中国纪录片来说,娱乐化程度其实还远远不够,“纪录片如果可以和超女一样引起收视的热潮,娱乐大众,那是好事情。可是如今纪录片在中国电视台上只是可有可无,被放在并不起眼的时间段播出。”

  今年的入围导演刘昶一方面承认Discovery让他了解了国际化纪录片的运作方式,但同时,他也说“Discovery探索频道的商业化模式,与我的纪录片艺术原则有很大的冲突”,他认为纪录片应该是以人文关怀为核心的,而Discovery探索频道的纪录片主要是写实,更注重说明一件事。

  先闯出去再杀个回马枪?

  国家广电总局发改研究中心战略研究所所长杨明品也参加了本次大会。他在国际联合制作会议上说,前一段时间纪录片有过一个相对的低潮,但是,最近两年,我国的纪录片开始群芳异彩。他举例说,刚刚在中央电视台节目播出的纪录片《大国崛起》就引起了评论的热点,参与的报道和信息的讨论达到7千万条,这在我国的纪录片史上,是罕见的盛况。此外,还有《丝绸之路》、《故宫》、《圆明园》、《再说长江》等等。这些良好的业绩,说明我国纪录片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如果只看这些话,我们确实可以高兴。但请看,这些纪录片是否都是由中央电视台制作,由中央电视台播放?那些民营纪录片制作机构和独立制作人的声音呢?他们除了一部《姐妹》,几乎没有任何光芒。

  记者在广州纪录片大会又见到了大会的常客、零频道有限公司负责人郑琼。她是红遍天下的纪录片《姐妹》的老板,她的公司是目前中国唯一一家专业纪录片代理商。

  去年,她告诉记者,靠海外市场救中国纪录片,是一个遥远而天真的梦。今年,她依然主张联合制作,就是用外国人的钱和技术,来拍我们自己想要的东西。在她看来,只要拍自己想拍的,并且能拍好了,就不会愁市场。而那些按别人意愿拍出来的商业片,和那些自以为是、粗制滥造的片子,都不能入她的眼。

  走海外市场这条路,在她看来只是一块跳板,最终还是为了杀回来;纪录片最终需要影响的,是外国人,但更是中国人。

  然而,卖纪录片给国内电视台有多难?郑琼这么说道:“只有一些省级台设有纪录片栏目,但他们一般只播放本台人员制作的片子,没有购买意愿。”

  在狭窄的销售渠道下,纪录片在影视圈里均被认为是“最不赚钱”的活。某纪录片导演还对纪录片成本算了一笔账:国内电视台所摄纪录片平均制作成本约为每集(30分钟)五六万元。如果质量上有较高保障,则成本还要有所增加。五六万元成本的片子若提供给其他电视台播出,每次每集售价大约为两三千元。

  所以,在国内市场萎靡不振的情况下,国内纪录片必须闯出去“与世界接轨”。而以后能否大量涌现为国内观众量身定做的纪录片,则是国内纪录片导演们杀回来以后才能考虑的事情。

  让人欣慰的是,中国广播电视协会纪录片委员会副会长冷冶夫告诉记者,广电总局将下文开播纪录片频道,并且不止一个。“可能一开始开一个,设置会非常宽松,人文地理,甚至包括DV都有可能要开。但不是中央电视台开,可能是云南,很可能是浙江,这两家正在争这个频道。很可能两三年内就会落实。广电总局要像扶持少儿频道、动漫频道一样,抓纪录片的创作和播出。”

  访谈

  波兰克拉科夫电影节主席诺瓦克谈中国纪录片

  多点现实,少点花哨

  一直以来,波兰电影在中国观众的心目中都是以艺术感强烈著称,基斯特洛夫斯基、波兰斯基等艺术电影大师都产自于这个国度。昨天,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大会的波兰电影日开幕,在开幕式上,记者见到了波兰克拉科夫电影节主席诺瓦克先生,并与其进行了一番对话。

  纪录片让我们看到:世界上还有人这样生活

  记者:中国现在拍摄的纪录片,往往需要很长时间,而且很难进入院线市场,根本谈不上成本回收。作为纪录片大国,波兰在这方面是如何处理的?

  诺瓦克:其实就拍摄情况而言,波兰和中国差不多,拍纪录片同样也很难进入影院,进入了也很难有利润。纪录片拍摄之前通常都是先找钱,通常导演们会去找一些电视台或者其他机构合作,这样资金基本不用担心,只要投资者对题材感兴趣就可以。而且,一个制片公司在同一时段往往会有好几部纪录片同时开工,而且好多家制片公司会联合起来做一部片子,每个公司负责的只有一部分。这样对于单体公司的负担就不会很大,而且,现在越来越多的私营电视台对纪录片感兴趣,所以,不进电影院,选择在电视台放映也是一种不错的生存选择。

  记者:现在很多中国导演,尤其是一些不知名的导演,拍电影就是为了到电影节上去获奖,作为具有悠久历史的克拉科夫电影节主席,你是否会觉得,他们这样的做法,有点借国际电影节为自己贴金的感觉?是否觉得电影节成了这些导演的工具?

  诺瓦克:这种选择应该不是单向的吧?所有的电影节,都有评审委员会,只有够资格的电影才能入围。而且,克拉科夫电影节主要针对的是电影短片和纪录片,选择的大多是些另类电影,如果中国导演的电影符合要求,我们也愿意做他们的工具。因为我们的电影节会有很多西方观众和制片商过来看,而像华沙电影节那样的综合类电影节,来的人更多。如果他们的出现能够为世界电影做贡献,我想很多人也愿意成为他们的“工具”。

  记者:这次到中国来,看了不少纪录片,对中国生产的纪录片有些什么样的印象和看法?对中国纪录片发展您又有些什么样的建议?

  诺瓦克:我觉得中国的纪录片很像波兰二三十年前的那些电影,很有艺术感,也很有力度,我们经常会有一种“看到了另一个世界”的感觉。至于建议,我觉得中国的纪录片,应该更重视现实,重视现实的各个方面,而且少点花哨的宣传,毕竟纪录片是记录现实的生活。纪录片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就是让其他国家的人看到自己国家的生活。两年前,我在克拉科夫电影节上看到过一部中国电影,名字已经记不清了,是描写中国渔民出海捕虾的,当时的感觉就很震撼,因为从来不知道,世界上还会有人以这样的方式生活。

  我觉得中国的纪录片,包括中国的电影,最好把生活中美好的一面体现出来,因为我来到中国,看到的事情和纪录片中体现的东西,很多不太一样,沉重是一部分,但生活中还有光明。

  波兰电影大师为何多在海外成名?

  记者:很多中国观众很喜欢波兰的艺术电影,但近年来波兰电影似乎有些没落,新的优秀影片不多。

  诺瓦克:跟中国一样,波兰电影现在也在进行改革。1990年之前,我们国家的电影全都是国家投资,因此一些有声望的大师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去表现艺术。但在1990年之后,波兰政府不再参与电影拍摄了,也不给制片人提供任何资金,拍电影的公司,必须在市场上融资,而艺术电影的市场,相对没那么大,因此融资也不是很容易,所以近年来的产量并不多。

  另外,在1990年之后,政府取消了对国外电影的放映限制,现在美国电影霸占了波兰的市场。去年,波兰放了124部美国片,但本土电影只有24部。在那之后政府也觉得必须改革,所以就成立了波兰电影艺术院,建立了一些制度,现在院线和DVD销售都会在每年的收入中拨出1.5%用于本土电影制作,所以这两年的制作资金增加了很多。比如,2002年时,国家文化部用于电影拍摄的拨款有400万美元,但去年电影艺术院已经有3000万资金可以提供给制片人了,这样不仅一些艺术电影可以生存,波兰的本土电影有能力继续发展。而对于那些参加电影节和交流的电影,我们还有特别的拨款。

  记者:波兰电影史上出现过不少大师级的人物,但近年来,像基斯特洛夫斯基、波兰斯基等大导演拍摄的经典电影却基本上没有在波兰完成的,波兰电影界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留不住这些人才?

  诺瓦克:在我的理解中,你说的应该算是一种现象,但不是本质。表面上看,这些大师们是没有在波兰国内拍摄电影,但事实上他们并没有离开波兰,像基斯特洛夫斯基,虽然他的电影是在法国制作完成,但他本人并没有离开波兰,而波兰斯基虽然人离开了,但他的《钢琴师》等电影说的还是波兰的故事,所以也等同于没离开。

  近年来,欧洲是很提倡合拍电影的,但在这其中也会保留各自国家的电影传统,在融资方面,多国合作总比单独拍摄要容易得多,但合作的时候,各国都会对内容有一定的要求。像我们现在正在和德国合拍的一部大片《希望》,波兰投资37%,德国投资占63%,但因为剧本、拍摄都是在波兰境内,所以会有很强的波兰风格,我们并不担心这种表面上的外流。

  西方人现在更爱看王家卫和伊朗电影

  记者:你刚才说,中国的纪录片会让西方人看到“另外一个世界”,但是现在西方看到的中国电影,还是以故事片居多,像张艺谋,陈凯歌等人的电影,看这些电影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吗?

  诺瓦克:现在虽然中国比以前开放很多,但在欧洲,还是有太多的人对中国一无所知,电影是他们了解中国的一种很好的方式。在波兰,中国电影就有相当一部分人喜欢,也有固定的观众群。张、陈的电影,大家也都很喜欢。

  记者:但是这两位导演近几年拍的电影,中国观众普遍感到非常失望,但他们却说,西方观众很喜欢他们这些表现形式,是否真的如此呢?

  诺瓦克:起码就我看来没有那么乐观。张艺谋的《英雄》在波兰上映过,很多观众觉得不是很好,但也说不上是失败,因为我们对中国都太不了解了,所以很多人都认为,这只是中国电影的另外一种表达形式。我们是觉得这两位导演近几年的电影题材都差不多,所以现在大家不太愿意选择他们的电影。

  记者:我是否可以把你的意见,当成是西方观众普遍的一种态度?

  诺瓦克:就我所见,欧洲的观众基本差不多都是类似的态度。我们现在看亚洲电影,更喜欢王家卫和伊朗的电影。

  本报记者蒲荔子郑照魁陶达嫔实习生林芳刘穗莉

  图:

  波兰影片《寂静Ⅱ》剧照,影片对“寂静”作了不同的诠释。

  “2004年新锐导演计划”的优胜者朱春光

  波兰克拉科夫电影节主席诺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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