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公款吃请公示与否不是关键

　　明年1月1日，《中央国家机关会议费管理办法》、《中央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差旅费管理办法》将实施，一场改进机关作风和推进国家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全面展开。而武汉市从2005年11月就开始进行了规范公款接待的试点改革，在今年10月12日，又在全市所有党政机关内，统一推行公款接待用餐公示制度，要求公款用餐中涉及到的费用，必须在单位内部公开公款接待公示制度，成为规范党政机关公务接待的先行者（12月11日《新京报》）。

　　毋庸置疑，武汉市的做法是带头垂范公款接待透明化，效果也很明显（2006年的1月到5月，武汉市各区及市直党政机关公务接待用餐费用，与去年同比下降38.27%），值得其他地方仿效。但是有论者认为，这样的先行试水免不了有“瑕疵”，羞答答的内部公开能够起到有效的监督吗？事实多次证明内部监督远远比不上公开监督。笔者却觉得，公款吃请公示与否不是关键。

　　其实，公款吃喝由来已久，且愈演愈烈。上面来个人，要吃吃喝喝搞接待；遇个周年，要吃吃喝喝搞庆贺；招个商，要吃吃喝喝招进来；开会吃，闭会吃……不论办什么事，先吃上一顿再说。一些地方利用公款海吃豪喝、耗费之大令人叹为观止。据报道，全国公款吃喝开支1989年为370亿元，1990年达到400亿元，1992年超过800亿元，1994年突破1000亿元大关，2002年达2000亿，等于一个三峡！据各种资料显示，全国一年的公款吃喝在2000亿元以上，约占全国财政收入的7%（2006年3月8日《新京报》）。

　　公款吃请领域中之所以存在这么严重的不正之风与腐败现象，根本原因是由于现行公务消费体制存在的不规范、不透明、缺乏刚性等。一些制度脱离了公务消费实际，或者是制度规范不健全、可操作性不强，难以规范公款吃请活动。更有甚者，由于缺乏约束机制，一些部门和单位从自身利益出发，“因地制宜”地出台了一些扭曲变形的“实施办法”，使得公款吃请更加难以规范。

　　目前，在我国公款吃喝还只是一个违纪问题，还没有上升到贪污、定罪的高度。但却与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目标、民众的基本愿望和建立一个廉价政府的改革诉求不相符合。江西省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李云龙认为，我国应当给公款吃喝者定罪立法，因为，实际上公款吃喝者对社会财产进行了侵占。2005年5月中旬，北京律师韩传华向外界发布了他花3个月时间拟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餐饮票据管理法，希望通过这部立法建议，不仅可以遏制公款吃喝，还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人的社交方式。

　　窃以为，真要革故除弊，就该从关键环节动刀，在公示与否、内部与公开上争论，非但治不了顽疾，反而让那些公款吃请者偷着乐。一些国家的好做法也值得我们参考和借鉴：在俄罗斯，一位政府官员如果想用公款请别人吃饭，严格而繁杂的报销手续会让他望而却步；在印度，很多政府公务员竟然没有公款吃喝的概念；在欧洲和日本，政府官员在公款消费的问题上更是如履薄冰，因为媒体和民间团体一直在密切监督着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