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生活成本”与“芝麻开门”

　　此时如果哪位市民成箱成箱买食盐回家“以防将来涨价”，那肯定傻得不轻。

　　进入11月以来，一场波及全国的粮油价格上涨摆在老百姓面前，比如北京食用油和面粉的价格，涨幅超过10％；调查表明：84.0％的人深感生活成本今年高于去年（12月11日《中国青年报》）。

　　有人无动于衷，有人惴惴不安，因为不同阶层的人对粮油价格上涨的感知度是不一样的。说原因也简单：不同富裕程度的人，他们的“恩格尔系数”是不一样的。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真的蛮天才，他在一个多世纪前就提出：一个家庭收入越少，总支出中用来购买用以维持生命的食物的费用所占比例就越大。“食用支出额”除以“消费总支出”，就构成了“恩格尔系数”，至今还是判别富裕与否的有效指数。穷人的一点收入主要用来购买食物，所以粮油一涨价，就是“冬江水寒穷先知”。

　　在市场经济的今天，粮油价格上涨往往有复杂的市场因素，无论它是不是“恢复性上涨”。若是真正的“恢复性上涨”，那么在这个“利弊循环”中，农民就会从粮价上涨中得到实惠，不再是“谷贱伤农”之类。而相比于粮油的“显性涨价”，其实更厉害的是上学、治病、购房等方面的“隐性涨价”。有学者从积极的层面估计：“无论从政策上还是市场作用的自然周期性来看，物价都还要上涨。这种上涨是经济开始走向复苏、走向新一轮繁荣的一个重要象征，所以并不是一个可怕的事情。”或许，由是观之，我国进入“高成本时代”不是不可能。但学者的理性与百姓的感性往往不一定“同步”，早在年初，中国政府网一项调查就表明，本年度百姓最关心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中，“物价水平”就进入了前10位，可见普通百姓是希望物价波动不要太大的。

　　在经济层面，我们要预防“物价上涨的多米诺效应”诱发通货膨胀；在社会层面，我们要努力减少城市穷困阶层的“出血”——这，就需要政府及时出手，用看得见的手予以调节，用一句形象的话来说，就是为穷人的生活成本减压，需要政府的“芝麻开门”。这也是“穷人经济学”的社会性意义。

　　好在政府的行动还是比较迅速的。比如，国家发改委等五部门就紧急发文，发挥临时存储粮对市场的调节作用，以临时存储粮的销售来稳定粮价、干预上涨。一些地方政府也迅速行动起来，上海就决定增购4万吨食用油，以平抑食用油价格，这样的效果往往就是“立竿见影”。还有地方政府早在若干年前就建立了“弥补机制”：当粮油涨价对困难群体有明显影响的时候，直接发出补贴。这样的“两手抓、两手都硬”，是一种重要的制度性保障。

　　一个善治的政府，就是要在制度层面真正体现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而和谐社会的根本基础，本身就要求制度必须体现社会正义，充分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在再分配阶段缩小“初始禀赋”差异所造成的不均。政府弥补困难群体——尽管这些“补贴”的经费来自纳税人，但相信纳税人对此不会有什么意见。真正的公民社会，就是会对困难群体认真负责的社会。整体福利惠及困难群体，降低他们的生活成本，以共享和谐社会的和煦阳光，这是公民社会的应有之义。希腊哲人伯里克利说得好：“一个只关心自己事务的人，我们认为他是一个无用的人，只有既关心自己又热心国家整体福利的人，才是一个真正的公民。”

　　给予困难群体的帮助，对于政府来说是责任；从困难群体的角度看，获取政府的帮助，以获得免于生存恐慌的自由，这本来就是自己的一种权利。而权利从来都是神圣的，政府官员不能把自己的“访贫问苦”当成是一种施恩，同理，困难群众也不能把来自政府的帮助看成是一种恩赐。也只有在此基础上，政府才能正本清源，准确定位“公共目标”，否则，粮油涨价之类的经济社会问题，就会像挥之不去的幽灵，弄得人们永远难以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