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外资政策讨论是否陷入了误区

　　经济人之吴向宏专栏

　　最近一段时期，国内对外资政策的检视和讨论相当热烈。总的来说，倾向是认为中国目前资金供给已经相当充沛，不需要大量外资来补充资金。因此，对外资利用应当从“量

　　应该说，对这里提到的一些具体政策，如取消外资的“超国民待遇”、限制恶意并购等，我是同意的。但是，这些政策的提出背景，有关的讨论环境，却让我不无困惑。最主要的是，在目前的讨论中，一些基本的经济发展战略问题未被涉及，很多观点更带着狭隘民族主义的情绪和强烈的政治投机气息。

　　举个例子：像限制恶意并购这个话题，其实无论内资外资，对其恶意并购行为都应当严加管束。外资的投资主体在境外，或在中国法律管辖权之外，所以对外资的管理宜格外严格，这都顺理成章。但是现在有人谈起这个话题，却似乎把“外资”和“恶意并购”画上等号，而对内资是否有恶意并购倾向闭口不谈。拿前一阵闹得沸沸扬扬的徐工收购案来说，凯雷收购徐工固然不一定是“善意”，但某国内企业家在博客上公开叫阵，报出不靠谱的收购价格，这种行为难道就一定是对徐工的“善意”吗？固然，这位国内企业家自己宣称是出于“维护国家利益”，但凯雷也可以宣称它是伟大的白求恩式英雄，收购徐工是“为了帮助中国的发展”。为什么大众舆论几乎盲目地信任这位国内企业家、而一边倒地怀疑凯雷呢？我这里绝不是说，外国人比中国人更值得中国人信任；我只想指出:当舆论盲目地将“中资”、“外资”划分成敌我两个阵营时，一切政策讨论就都会偏离理性轨道。

　　在这种浮躁和泛政治化的语境下，辩论双方很容易喋喋不休地相互指责，那些真正要害的、基础的问题，反而遭到忽视。比如说，关于所谓“市场换技术”。主张限制外资者认为，过去20年的引进外资，市场其实没有换来技术，所以外资政策失效了，要改弦更张。而那些主张继续扩大开放的人，就不断举出各种例子，试图证明市场其实是换来了很多技术的。双方辩来辩去，却没有人停下来当头棒喝一下：“市场换技术”这个大前提是否本身就错了？引进外资难道一定就是必须放弃“市场”，难道不可能利用引进的外资开拓新的市场吗？另一方面，引进外资的最基本目的，一定是为了获得“技术”吗？为什么不是为了扩大就业或者是为了降低金融风险呢？如果“市场换技术”这个基本前提错了，那么，目前绝大部分关于过去20年引进外资政策成败的争辩，就都是无的放矢。

　　又比如说，关于所谓“外资过多”的辩论，也忽视了一个基础前提：外资单独是不可能“过多”的。一个经济体的流动性是否过剩，只有把内资和外资结合起来看才有意义。而中国的现状却是内外资的投资渠道和环境相互割裂，要综合评价这二者就相当不方便。例如：在一个自由的资本市场上，投资回报率能反映资金的稀缺程度。套用这个标准，则目前外资在华投资的平均回报要高于内资私企，更大大高于内资国有企业(根据世界银行最近的一次调查结论)，结论就是外资相对于内资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当然，正如我刚刚说过的，这样的比较没有多大意义，因为内资和外资的税率、准入门槛等，都千差万别。换言之，在能够建立起相对自由的资本市场和相对自由的汇率制度之前，谈论外资究竟是否过多，只能是捕风捉影。如果从这样一些捕风捉影的论据出发，匆忙得出“外资过多”的结论，再动用一些行政手段去调控外资，其结果只能是将本来相互割裂的内外资市场体系变得更加割裂，让长远情况更糟。

　　最后，我还想说说所谓外资的“超国民待遇”。外资在税收方面享有优惠是事实，我一贯主张尽快实现内外资税制并轨，消除内外不平等。但这类优惠称得上是“超国民待遇”吗？如果说是，那么中国企业的“国民待遇”是什么？比如说，外资企业目前在华实际综合税负为11％左右，而发达国家企业的综合税负大概是5％－8％。像工资支出可计入成本这类针对外企的“优惠”，其实也不过是国际通行法则。因此，与其说外资企业在中国享有“超国民待遇”，不如说是中国国内企业没有享受到应有的“国民待遇”。就这个话题而言，真正的症结并不在我们的外资政策，而是在内资政策。要优先改进的，也就是后者。

　　(作者系国际商业战略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