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低素质”进城，会产生更多“低素质”

　　“广州市建委及城管部门酝酿抬高入穗门槛，减少低素质外来人员”（《信息时报》12月16日）的新闻，给我们透露了一喜一忧两条信息。喜的是，一向“神出鬼没”的城市“走鬼”，有望光明正大地去指定街市摆摊设点，而不必总是把自己作贱为城管眼皮底下的老鼠。忧的是，在未来的某个日子里，“低素质”的外来人员没准儿会被广州拒之门外（如果广州市建委与城管部门的研究方案获得通过的话），从而成为永久性的流浪者兼“低素质”者。

　　“走鬼”与“低素质”者，在有关部门的眼中大概是可以划“约等于”号的，有调查为证：全广州市70%以上乱摆乱卖人员属于外来流动人口，他们无视城市管理法律法规，严重影响城市整体环境。因此，广州市有关部门一方面安置好现在有“低素质”者，另一方面着手考虑限制“低素质”者进城，总的指导思想是为了营造一个好的城市环境，非常值得理解。

　　人口流动，是一个世界现象。在经济全球化的语境下，越来越频繁的人口流动，使“地球村”的形成成为可能。在中国国内，“中国村”事实上也在人口流动的进程中，初具雏形。人口流动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资金、技术、劳动力等资源，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价值转换，并惠及城市与人。人口流动的坏处，也是显而易见的：少数人“无视城市管理法律法规”，扰乱城市秩序与社会治安。但是，城市管理者如果将人口流动的坏处理解为“低素质”者的过错，那么拥有如此理解能力的人，本身的素质也是值得怀疑的。

　　视“低素质”者为城市发展的障碍，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不在少数。“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建议提高学历门槛，限制外来人员进京”（《北京娱乐信报》2005年7月22日）就是一例。提高进城的学历门槛，其思维实质就是视低学历者为“低素质”的人。把学历作为衡量素质的标准，实践已经证明并将进一步证明，这是一条失败的检验标准。假如北京那位人大委员的标准算是一条不成功的标准，那么广州建委与城管两大部门的领导准备拿什么标准来过滤“低素质”者？

　　如果把“低学历”、“摆地摊”、“盲流”视为“低素质”的话，那么，包括李嘉诚在内的不少商界名流都曾经具有那样的属性。社会上有关“摆地摊摆成大富豪”的传奇，如今也已平淡得难以在报刊上成为新闻。这些例证是否足以表明，“低素质”的人并不是先天性的，机遇可以使他们的素质高起来？

　　城市管理以人为本，是一条有素质的提法，但是如果城市管理引入“排斥人”的思路，则是一种侵权做法。在任何法治国家，人人都有自由迁徙的权利。如果城市认为“低素质”者存在违法乱纪的风险，从而拒绝所谓的低素质者，则无异于犯了“有罪推定”的毛病。“低素质”本身只是一种感受，不是身份的标签，更不是作案工具。而我们所理解的“高素质”，也不可能是一层不变的，他们违法乱纪的可能性不见得就比“低素质”者要低。

　　也许有人认为，“三无”人员是社会上最不安定的因素，拒绝他们进城总不会有错吧？这同样是犯了逻辑上的错误：“三无”人员也不是先天性的，他们是社会转型期，政府管理不力的产物，他们找不到工作，政府理当承担一部分责任。如果一个城市拒绝他们，他们就会跑到另一个城市，如果另一个城市也拒绝的话，他们可能会铤而走险，变成真正的低素质者。

　　限制“低素质”者，还可能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低素质”无法获得进步的机会，只会变得越来越没素质；而城市“低素质”的工作如果没有人来干，只能交给那些“高素质”的人来干，“高素质”的人长期干“低素质”的活，也有可能会变成“低素质”者……

　　可见，城市管理者要想提高管理水平，应当把提高自身的管理素质，以及提高“低素质”外来人员的素质为己任，让“低素质”者懂得如何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谋生，而不是一拒了之。愿广州市建委与城管部门慎重考虑我的建议。

　　时报新闻眼

　　“低素质”无法获得进步的机会，只会变得越来越没素质；而城市“低素质”的工作如果没有人来干，只能交给那些“高素质”的人来干，“高素质”的人长期干“低素质”的活，也有可能会变成“低素质”者…… ——椿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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