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建立亲民的政治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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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和谐理论”被确立为中国内政、外交大政以后，人们都能感到或多或少的变化。这些变化背后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官与民的靠近。一个若隐若现的变化是，中国的政治

　　中国革命性色彩极强的政治话语体系，是在苏联影响下产生的。上世纪40年代的延安整风运动，用俄式专断语言确立了“革命官话”的正统地位，而充满人性和艺术情调的东西被当作不正文风而加以清除。枪毙了王实昧，等于消除了在政治表述出现“野百合花”的可能性。

　　1949年以后，清除“野百合花”的行动延伸到各个领域，批“胡风反党集团”，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杨献珍的哲学观点，批彭德怀的政治万言书，批孙冶方的经济学观点，批翦伯赞的历史学观点，批吴晗的《海瑞罢官》……从“反右”到“文革”，“革命官话”不仅成为官方语言，也成了大众的口语。

　　直到今天，各级官员口中仍“大话”不断，政府文件以及在通俗化介绍政治政策的新闻报道中充满抽象的“官话”，明知不甚好但不敢逾越已成的惯例和定势，甚至在最自由的手机短信中都遗留着过去的革命色彩。

　　再好的政治主张，如果在表达和阐释上不能“亲民”，不能实话实说，官员和大众就难以心领神会。用落伍的话语表达精致的政策，好比把手机制作成土豆模样，国内外都不叫座。

　　其实，在所有民主国家，政治家在语言上以亲民为特征。要想尽可能地得到大众支持，他们不仅把执政理念和具体政策解说得清晰，还要让大众感受到与自身利益的休戚相关。为显示“领导”能力，政治家的言论和政党的宣言，不仅要体现时代气息，还要超前地指引社会发展方向。

　　因此便产生这样一种现象，一个政党要赢得执政权，第一步是看政见上有没有新表述、新语汇。在欧美国家，一个政党的新领袖在当选后两个月内显得特别重要，其间能否用触动民心的新颖话语勾勒出政策轮廓，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未来选举中的命运。

　　中国的政治运行方式与西方不同，政党之间只有合作没有竞争，但这并不意味着执政党在政治话语体系上不需要创新。恰恰相反，执政党为提高政治动员力和领导力，需要深入研究民间话语体系及其所反映的大众心态，进而以大众乐于接受的方式阐释政治主张，这一点中西方是相同的。

　　(12月16日联合早报作者旅英中国资深媒体人陈冰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