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以法制阻止腐败“显身手”

　　最近，来自香港的一则新闻在互联网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香港城市大学一名来自湖北的女博士生，为了取得期终考试的试题，向任课的副教授行贿一万元；副教授向香港廉政公署报了案。随后，香港九龙城裁判法院依法以行贿罪判该博士生入狱六个月。

　　一则在法治地区看起来平淡无奇的案例，在我们这里几乎可以编入“拍案惊奇”系列，再写进“新儒林外史”。想想看，买试卷被判以“行贿罪”，甚至换来六个月的牢狱生

　　在内地某些学术领域中通行的交易，遭遇了香港这个法治社会，从而发生了碰撞。当这个女博士生带着在内地学界中养成的习气，用远远高于试卷“价值”的价格去买一张试卷的时候，她不小心撞到了香港法律这面铁墙上，一下子被撞得头破血流。这个案件也给内地高等教育界上了一课：如何对待学术领域中的交易现象。

　　学术领域的交易变成随处可见，以及“见怪不怪”，实在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在现行的以“核心期刊”为评价标准的学术体制中，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成为评价一个学生是否优秀、一个老师能否评上副教授、教授的标准，而高校之间为了各种排名而进行的恶性竞争，又导致高校纷纷极力鼓动教师乃至博士、甚至是硕士研究生发表论文。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核心期刊”成为类似于高考的门槛，并进入市场运作。对研究生们而言，用几百元、几千元的“版面费”换一个学位资格，是符合自己利益的。而对刊物而言，利用版面费盈利，办专刊赚钱，也是符合自己利益的。于是，这几年便出现了核心期刊大面积收取版面费的情况。在这样的交易中，学术总体质量的不断下降，便是必然的后果。

　　同时，教育领域中的交易，还有隐性的、体制性的交易。《中国青年报》12月14日以《有些大学上演造假运动，闯关本科评估》为题，报道了一些学校为了迎接教育部的评估，要求老师们夜以继日地造假，把原本没有的规章制度造出来，把原本没有的工作成绩造出来，把从未改革过的教学改革成果造出来，把从未搞过的学生座谈记录造出来，把没听过课的听课记录造出来，把没有过的教案、讲稿造出来。因为这种教学评估，与学校的地位和知名度，教育部或地方政府的经费投入额度，学生招生人数这些学校利益密切联系在一起，所以，造假本身，便是出于一种隐性交易的心理，通过造假迎合各种评估标准，以此保住或提升本校的地位。

　　在现代社会的人际关系之中，权力无处不在。导师有招这个学生或者那个学生的权力，答辩委员有判定一篇论文是通过还是不通过的权力，“核心期刊”编辑有决定要上这篇论文还是那篇论文的权力。

　　这些权力的现实存在，都为其寻租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便利。对于一个见惯了用版面费去换取论文发表，见惯了制度性造假，见惯了各种形式的学术腐败的人来说，用高价买试卷，只不过是大量司空见惯的学术交易中的一种而已。而女博士生被判入狱则告诉我们，能够把这些权力导向良性一方，避免其恶性寻租的，根本在于法治社会的建立和规则意识的深入人心。学校是整个社会的缩影，学术领域是社会事务的一部分，在权力存在的地方，就有腐化的可能。教育中的行贿、造假，与政治中的行贿、造假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在这一事件中，作为教师的戴晖辉先生到香港廉政公署报案，并且将一万元作为行贿的“贿款”交给廉政公署。这本身便是正视作为教师的权力，并且通过法治意识为自己的权力划定边界的表现。只有建立一种有效的监督体制和惩罚体制，才能把学术交易、教育腐败绳之以法。（编辑：张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