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专家视角：今天，我们需要怎样的“网络观”

　　□唐昊

　　以“2006年度风云人物”为主打内容的最近一期《时代》杂志，其封面上是一个白色键盘和一个电脑显示器的镜面，购买者从镜子里可以看到自己的镜像。《时代》周刊对此解释说，今年的年度人物是互联网上内容的所有使用者和创造者。编辑们试图以此表明，社会已发生了从公共机构或组织向个人———即该杂志所提出的新数字民主主义公民的转变，

　　如果从古代希腊时期开始算起的话，应该说，大洋彼岸的个人主义情怀和我们的天下情怀一样古老而顽固。在这种文化中所强调的个人主义，其内核在于个人的独立思考和个人选择的自由。在漫长而黑暗的中世纪后期，启蒙思想家们再次重申一种把作为个体的“人”放在首位、极力维护个人尊严和自由的思想，从而义无返顾地改变了西方的历史，也改变了“人”在历史中的命运。

　　网络的发展从技术上为“个人主义”带来了新的成长模式：互联网为它的使用者提供了一个自由度极大的网上空间，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网络发布个性化的信息；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网络获取比传统媒体更多更广泛的信息，并且可以自由选择和判断；每个人也可以在网络上与更多、更广泛的人结识并相互交流———自由的传播者，自由的信息，自由的受众，它们共同建构出一个以往任何时代都不曾有过的个性张扬的世界。不过，同样是这种模式也使得网络上的个人行为有失控的危险，黑客、网络病毒，以及网络语言暴力的流行便是明证。但即使是这些不完美、甚至丑恶的现象也只能由网络世界中的人们自己来克服，这也成为建立新的网络伦理的动力所在。在今天，所谓“新个人主义时代”更多地显示了个人主义成长模式中技术层面的更新，但在精神内核上与古典的西方人文主义、个人主义仍保持了高度一致。所不同的是，启蒙时代的个人主义着重于个体权利的维护，而网络时代的“新个人主义”则着眼于更广泛层面的人性的张扬。

　　相比之下，我们这片土地上的古典人文理念里，“人”却一直生活在由庙堂之上集团虚拟出来的群体观念之中———或曰家、或曰国，最高境界曰天下。这种动辄把个人与按政治需要的天下联系起来的思维方式，至今仍被不少人视为我们人文传统的习惯性基础。在这样的传统文化中，小的价值要为大的价值、被贬损的价值要为被张扬的价值让路，成了“千古不易”的“真理”。于是，提倡个人为群体无条件地自我牺牲、强化对个体的控制便成为一种道德要求。如梁漱溟先生所言，中国文化最大之偏失，就在于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

　　这种古典的传统被延展到网络世界，就表现为真实世界对网络世界的严重警惕和力图无所不至的管控。目前中国互联网网民人数已达上亿，但很少有人去深究自己在这个虚拟世界中所享有权利的阈值，目前中国互联网所受到的限制很多是行政部门设定的，鲜有通过人大的立法去加以定义，很多权利限制并没有法律意义上的阐释。这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某些有关部门的人不相信人民，也不相信自己，这才顺理成章地不相信网络，以至于常常站在所谓的道德立场上而不是站在法律的立场上对待互联网和网民。所以，在倡导和谐文化的背景下，我们要培养一种正确的“网络观”，恐怕首先要培养一种正确的“个人观”———人之所以为人，坚守人的理念、保持人的尊严、自由和权利，其力量正来源于人的内心的强大，其根基则在于保障人的权利，让他能够自由地说话和呼吸，在判断筛选中分辨价值观上的主流和异端，从而发现自我，使自己堂堂正正地立足于世界。如此方可在个体和真实世界或者网络世界之间建立一种正常的关系。

　　当然，以个人来面对这个世界也绝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人需要为自己的选择负上全部责任，而不是要为被选择而负上责任，这无疑是一个挑战，也许还未等他适应这自由选择，便已被赋予自由选择的权利所吓倒。正因如此，弗洛姆才说：“认识真理首先不是一个智力问题，而是一个性格问题。最重要的因素是具有敢说个‘不’字、敢于不服从权威的命令和公众舆论的命令的勇气。这种人不再处于熟睡状态，而成为人；他觉醒了，并失去了无能、无用之感。”在这个意义上，《时代》周刊把每一普通网民作为可以改变世界、改变历史的风云人物，更重要的是提醒我们某种责任的担当。（作者为广州学者）

　　（紫／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