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建房”不该死在“政策风险”上

　　作者：邓海建

　　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摩莱里的“自然法典”……还有，2006年中国温州的“个人合作建房”。这么说，决非讽刺和小视震撼全国的“温州建房模式”，毕竟，路特说过，“进步就是乌托邦的实现”。但我们在审视“合作建房”的生存语境时，却时时见出其背后的诡异和无常。12月19日《第一财经日报》消息说：温州州个人集资建

　　关于“温州合作建房”的争论，早先的倾向无非有二：一是以易宪容先生为代表的从市场经济伦理、效率规则等角度论证其必然的“倒掉”；一是以民间舆论为代表的从申讨房产暴利、法无禁止无不可等角度论证其或然的标本意义。但“政策风险”的传闻似乎是平地风云。所谓“政策风险”，社会学而言一般是指主体行为遭遇制度设计变革的成本，制度越暧昧、越容易自由裁量，则风险越大——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曾天真地认为这是个悖论：一是尽管个人合作建房可能游走在某些政策的边缘，但公共政策的边界是“惩恶”而不是“惩善”的，纵使制度要明朗，也应该朝向人民利益的价值取向；二是在房产宏观调控屡屡“空调”的事实背景下，居住问题事关民生福祉 ，既然合作建房联盟能高调地拿到了地块，建了一半再叫其停步怕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说到这里，我们不妨恶意揣测一下，所谓“政策风险”的真面目怕就是“某些既得利益集团挟持政府政策妖异博弈的灰色力量”：利用政府的公权，长期倾斜着社会财富配置的天平。只许他天价卖肉，不容老百姓廉价宰猪。

　　什么是市场经济？这个道理不需要某些经济学家和房产商来教中国的老百姓，如果所谓的“市场经济”就是让大家掏更多的钱买更贵的东西，那我们宁愿选择刀耕火种的价廉物美。诚然，就土地利用率、资源与能源、住房供给体系效率等的角度看，中国要让老百姓“居者有其屋”，就应该推行住房建设的产业化、工业化，而并非“个人合作建房”——这就好比是“一个国家造飞机好还是全球技术合作造飞机好”的价值判断一样明晰。但问题是，如果假借“市场经济”之名而极端低效率地建设住房，这个庞大的“沉没成本”帐单就该是老百姓为花架子的所谓“房产市场”奴隶式埋单吗？我以为“个人合作建房”终归是要死的，它在科斯、弗里德曼等经济学家的伟大理论里早就死过一千遍一万遍了——但，它在中国的重生本身就是一出悲剧式的寓言：政府需要从住房权和房价收入比的高度关注房产的控制权，房价的持续非理性上涨已经让我们无路可走了。没有电脑，人们顶多会不满；但没有住房，我们会很不安。

　　只要个人合作建房是符合“程序正义”的，那么，它就谈不上非法的问题，毕竟，“营利性融资行为、扰乱国家金融秩序的行为”的非法集资的帽子显然太大了，而建设部、国土资源部及监察部三部委联合下发的《关于制止违规集资合作建房的通知》也只对“党政机关集资合作建房”行为作出了禁止性规定。“合作建房”是要死的，谁也不希望它永生——那毕竟不是我们的真正幸福——但，纵使死也不该死在“政策风险”上、不该死在莫须有的“举报信”上，就让它快乐地死在低价的、平价的、正态的中国房产市场的春天吧。

　　审稿：蒋丽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