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底挂余案不会危害社会安定

　　在乌鲁木齐新市区法院，一份农民工讨薪案胜诉判决执行了三年多未果。岁末将至，该法院立案庭法官为了完成任务，反过来多次劝说农民工撤销起诉。据12月19日《法制日报》报道，该名法官对讨薪民工说：“我们年底不能挂余案，你赶快来撤诉，（过完年）马上就可以重新起诉；不是不给你办，再起诉一次不就完了吗？”

　　法官无权以“年底不能挂余案”之名劝说民工撤诉，这是一个简单的法

　　《法制日报》的报道似乎更倾向于探讨农民工讨薪的司法困扰，但这并不能遮蔽另一个判断：法院既然可以为了完成任务而劝撤农民工讨薪诉讼，那么也可以为了保证结案率而劝撤其他人的其他诉讼。迟到的正义乃非正义，因此对于公民而言，根本的问题在于能否真正拥有一些最基本的权利，比如此次劝撤，就是对宪法规定的公民享有“批评、建议、申诉、控告、检举和取得赔偿权”的伤害。

　　从公民的基本权利着手，正是观察中国社会的一个窗口，也正是期待社会进步的一个基点。我们看到，就像乌鲁木齐法院可以完成任务为由剥夺公民的诉讼权一样，一些地方也在以城市管理为由，以社会治安为由，以短信诽谤为由，以城市建设为由，伤害着公民的种种合法权利。所有这些公民基本权利的失落之地，正昭示着一个建设法治社会令人黯然神伤之处，亦烛照一个安定祥和大局下的隐患与冲突。有多少暗流涌动就有多少底线失守，有多少权利纠葛就有多少公权张狂。这也几乎是我们所能督促一个社会得以进步的出发点。如何校正公权与私权的合理边界，正检验着一个社会“安定祥和”的质量。

　　就在前两天，中央党校“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一项调查显示，2006年，“社会治安”首次成为受领导干部关注的最严重社会问题。这一调查引起了舆论大量的评论与分析。而在我看来，如果公民的一些最基本权利仍不能得到很好的保障，“社会治安”问题还会为更多阶层的人所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