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不宜匆忙发表庭审回忆录

　　近日浏览网络查阅邱兴华案件，吃惊地发现，在邱案二审评议即将作出判决之际，参加此案一审审理的法官王晓发表了一篇《我主审的邱兴华杀人案》文章，并被各大网站转载，成为点击率很高的热门文章。

　　允许媒体报道，甚至允许庭审直播，是向社会公开审判过程的方式，是与时俱进的。法官写回忆录也不是没有先例，英国大法官丹宁勋爵的《法律的训戒》和美国大法官本杰

　　司法向媒体开放，是因为媒体和民众享有知情权，媒体应当享受普通公民的待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法官不应当自律，恰恰相反，司法应当通过程序的完善、法官自我行为的节制，来防止民众激情对司法的影响，如依辩方动议变更审判地、无辩方动议主动变更审判地、诉讼延期、对多个被告的分案审理、选任陪审员时排除被媒体“污染”了的陪审员、警告或者隔离陪审员、免除存在偏见的陪审员等，只不过这些措施都只是针对法官一方作出的。

　　对法官如此，对诉讼中的参与人也是如此。在美国，法官可能发布“缄口令”来禁止审判中的各种利益群体散布消息给新闻媒体，或者当众谈论关于审判的消息。针对的对象通常是参与案件的律师、证人、警察和陪审团成员的“法庭外陈述”，缄口令在审判期间是有效的，审判结束以后当然不再有效。因为这些利益群体不同于媒体人士和普通民众，他们对案件的陈述难免具有个人利益或者特殊影响（陪审员）。

　　美国司法部《与媒体的关系规则》规定：“任何由司法部成员或者个人向公众的联系，牵涉到未决事务、可能影响事务处理结果的调查、或者与未决案件和其最终处理有关的，必须经过相关检察长助理、联邦检察官，或者其他指定的案件负责人批准。跨地区、部门的案件，其批准必须与相关的地区或者部门协商。如果是国家事务，必须由司法部公共事务办公室的首长批准。”可见，对于其内部成员，可以因其特殊的身份而作出特别的要求，因为在刑事诉讼中，“三种利益应当平衡：公众知情权；为公正审判个人权利；政府对司法进行有效管理的责任。”我国目前对司法与媒体的关系没有正式的法律规则和司法解释，今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宣布了若干“禁令”：媒体不得超越司法程序进行预测性报道，重大案件新闻发布由最高法统一口径等。这是一个具有50%的合理性的禁令。也就是说，超越法院的职权限制媒体的宪法性权利是不当的；但是，对内部成员作出限制，要求其“法官未经批准不得接受采访”，是符合法官平衡各种利益的逻辑要求的。

　　当然，这里的问题是，王晓法官在审判任务已经结束时，接受媒体邀请进行特约撰稿是否正当合理？我认为，中国的审判并非像美国一样是“事实审一次性”的审判，正在进行的二审还将对事实和法律问题进行全面审理，这时，二审法官也应当尽量避免自己接触媒体，作为法官同行的下级法院法官，理当协助上级法院减少媒体的影响，在终审裁判出来以前，不应当匆匆忙忙地“详述判邱兴华死刑的经过”。

　　从国外的可参照规则来看，即使是可以接受媒体采访，法官向媒体提供信息时，也应当限制在“审判时所公开的信息范围之内”，但是，这位王晓法官对媒体描述了“我被选入合议庭；第一次见邱兴华；庭审中的邱兴华；监牢三见邱兴华”等庭审前后情况，这可能会对邱兴华的个人权利、国家对司法的有效管理造成损害，看来，即使是案件产生生效裁判，可以发表回忆录时，也得有个范围的限制。

　　最后想说点题外话，作为邱兴华案主审法官，王晓仍然很迷惑，“是杀人成性？抑或是别的？我不得而知。”这同样令人震惊，作为亲自给邱兴华判处死刑的法官，王晓法官对邱兴华杀人动机当然有查明的义务，可他却说“不得而知”，如此情况下就判处一个公民死判，人们要问，对邱兴华的审理难道是走过场？而对邱兴华进行精神病鉴定的请求和呼吁，这位法官又作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