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明星为何一次又一次绝望

　　武志红 摄

　　谢枫瘫痪了。

　　这个20岁的湖南小伙子，去年12月在周杰伦广州演唱会上吞下30粒安眠药自杀，本报报道了这一事件，并在全国引发很大反响，谢枫也因而成为新闻焦点人物。

　　12月15日，在长沙市繁华的坡子街一个破败的小巷子里，本报记者在时隔一年后再次见到谢枫。他说，从去年12月以来，他已接受了许多报纸和20多家电视台记者的采访。但是，成为新闻人物并未给他的命运带来多少改变，“曾经有点好的事情出现，但没有真正向好的方向发展。”他说。

　　事情还不只“没有真正向好的方向发展”这么简单。一年前，他的左手和左腿还有较强的功能，能让他拖着偏瘫的身子去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追随周杰伦的每一场演唱会。现在，他的左手严重萎缩，左腿则彻底失去了支撑和行走的功能。

　　相比起一年前的境遇，他现在的境遇显然是进一步恶化了。

　　文/涂端玉、武志红

　　一年间只收到5笔捐款

　　谢枫所说的“有点好的事情”，主要指的是他得到的捐款，这些捐款每一笔他都记得，共5单：

　　3000元，广州日报记者捐助，一月300元，一季度一寄；

　　2000元，长沙市一未留名市民的捐助；

　　1000元，长沙市周杰伦歌迷会通过当地的《娱乐快报》筹办了一次义卖所得到的捐款；

　　100元，中央电视台一记者捐助；

　　100元，一名网友的捐助。

　　捐款基本上全用来买草药。谢枫说，回到长沙后，他每个月去一趟在乡下的老家，买一个月的草药，“车费每次几十元，草药一次是200多元”。

　　他也曾住院，一份2006年2月27日的病历上写着：“谢枫，男，脑萎缩，入住神经科14病区”。不过，住了7天就因“负担不起”出院了。入秋气温冷下来后，他的病情迅速恶化，左腿彻底失去支撑和行走的能力，以前还能拖着一条腿走路的他，现在只能靠一条腿蹦着走了。

　　于是，他又去了医院。一名中医说：“左手还能抬起来，还有救。”但是，治疗前先要查明病因，而谢枫带的1000元只够做最简单的检查，而更进一步的检查，就做不了了。他向我们出示了一张检查单，上面写着：“需检查病因，现无钱已中断。”

　　谢枫又一次向媒体发出求助信号，但收效不大。谢枫也预料到了这种情况，因为此前的一个报道，长沙市民已经不喜欢了，所以现在筹款比较艰难。

　　“片面报道影响我形象”

　　那个报道发生在夏天，当地电视台一频道的记者找上门来说要帮助他。“这是长沙所有电视台的特征，它们特别喜欢报道谁没钱看病，谁需要帮助。”谢枫说。于是，他接受了采访，并按照记者指示去了当地一家医院。但没料到的是，记者还叫来了他妈妈。结果，一直因看不看病而不和的母子俩再一次争吵起来。

　　谢枫对妈妈说：“我要看病。”“我没钱。”妈妈回答说。“那我死掉算了。”谢枫大声吼道。这时，谢枫回忆说，他看到那个记者对着摄影师喊道：“快拍！快拍！”

　　此外，报道还披露了谢枫另外一些不好的地方，譬如一次往家里的电视机上泼了水。这个报道，改变了许多长沙市民对谢枫的印象，也让谢枫大为恼火。“可以报道我泼水，但也应该报道我为什么泼水。”他说，当时家里人每天看电视看到凌晨，而电视机就放在他的床头，让他没法休息，他几次和家里人说，希望他们早点关掉电视机，但没效果，最后才失控往家里最贵重的财产上泼了水。“曝光应全面一点，要报道泼水，也要报道为什么。不报道为什么，就给人坏印象：‘这个人今天无缘无故泼了电视机，明天就会杀人。’”

　　谢枫认为，这则报道伤害了他，让他们乐于助人的长沙市民不再喜欢他。

　　20家媒体报道仍帮助不大

　　看到治病没有希望，又觉得个人形象受到很大损害，谢枫想到“安乐死”。他说：“得病很痛苦，得不到治疗更痛苦。”也恰在他最痛苦的时候，当地另一频道的记者出现了。因为前面的报道，谢家开始对新闻媒体充满敌意，但这个记者对谢枫妈妈说：“别的媒体是来找新闻价值的，我们是专门来帮助你的。”

　　在接受采访时，谢枫把安乐死的想法说了出来，这个记者建议他说，既然想到死，不如“先捐器官”。于是，谢枫又去了医院说要活着捐献眼角膜和肾，一位女医生说法律不允许活着捐献器官，让他回去了。谢枫说，他知道“记者提议捐器官是想给报道添内容，这对报道更好，对我没什么，反正我想死，如果能在死前做点好事，也算是对社会的回报。”这个报道没给谢枫的生活带来什么改变，谢枫对此倒没怎么失望，“因为我麻木了。”

　　他还给我们讲了个故事：一次打电话，在电话里给另一家媒体描述自己的情况，电话亭的一个客人问：“你这么惨，为什么不找电视台呢？”“20多家电视台找过他了！”电话亭的老板说。

　　虽然对来访过、或仅仅联系过他的媒体如数家珍，但谢枫说，他自己从不看关于他的任何报道，只有一次例外，那就是2005年12月19日《广州日报》报道他自杀的第一篇报道。他说：“我自己的事情我最清楚，不用看。”

　　第二次自杀又被救回

　　因为频频被当地电视台报道，谢枫已成了当地的“名人”，走在大街上经常被人认出来。认出来后，人们会过来跟他说几句话，譬如：

　　“你就是那个周杰伦的歌迷！”

　　“中央台有没有帮你解决问题？”

　　“电视台有没有帮到你？”

　　答案只能是“还没有”。

　　还有媒体曾问过谢枫的妈妈，为什么不给儿子看病，他妈妈回答说：“你把我杀了，我也没钱给他看病。”谢枫的父母都是收垃圾的，每天两人加起来能挣三四十元，谢枫在家里是老大，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

　　谢枫表示理解妈妈的话，但他说：“没钱看病，也不能病死啊。我绝不能让病死发生在我的身上，我宁愿自杀。”

　　于是，前不久，谢枫又自杀了一次。一年前在周杰伦演唱会上，他吞下了30粒安眠药，这一次，谢枫说吞下的是40粒。上一次，是在喧闹的人群中，而这一次，他是坐公交车去了长沙县一个偏僻角落。不过，他还是被救活了。

　　“我醒来一看，发现自己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可能是被好心人发现后打120送来的吧。”谢枫说。

　　我们单独和谢枫妈妈进行了对话，她显然不知道儿子又自杀过，她说：“自杀？那不会了。脾气还可以，和弟弟关系好了些，和我们一般。”

　　她无奈地告诉记者，谢枫的病越来越重，筹了点钱看了一两次病就没钱再看了，“很多电视台记者找过他，有的说给他找工作，有的说治病，但后来没搞成器（成功）。”

　　周杰伦才能使他快乐

　　一年前的自杀是因为绝望，这次的自杀也是因为绝望。不过，在成为新闻人物这一年里，谢枫并非一直如此。在未瘫痪之前，他做过一些努力，希望自己能养活自己。

　　他卖过报纸，卖了约一个月，卖一份报纸能赚0.3元，一天只能卖20来份。并且，因为卖报纸要走来走去向人推销，谢枫觉得自己的身体受不了，于是停了这份工作。后来是卖唱，“唱周杰伦的歌，我最喜欢的是《东风破》”。卖唱看上去前景不错，第一天挣了30多元，第二天20多元，后来每天也有十多元。但因为违反管理规定，他一再被赶出自己选定的卖唱地点，最后的地点没人管了，但也没有什么人流，挣不到钱了。并且，随着病情的恶化，卖唱也没可能了。

　　最快乐的事情还是和周杰伦有关。也是夏天的时候，北京二台的“每日文化播报”的一个记者对谢枫说，周杰伦的一个经纪人要帮周杰伦转话给他。谢枫是在长沙著名的湘泉大酒店接的电话，一个自称是“校长”的人和他谈了约一个小时，并转达了周杰伦对他的关注。

　　谢枫将其中几句话放到了自己的博客上：

　　人生就像跑马拉松，强韧的意志胜于强壮的肌肉。坚持自己，珍惜自己才是真正的赢家。你要发挥你的作用，要对自己，对其他人做贡献。

　　此外，最能给他带来温暖的，就是周杰伦的湖南歌迷会。网名“至尊宝”的原会长是一名19岁的大男孩，对谢枫特别好，“每次搞活动都是他叫我去的，大家一起烧烤一起玩，他们都是AA制，只有我不用掏钱。”

　　12月8日，周杰伦再次来长沙举办演唱会，至尊宝带上谢枫，并与组织方沟通，把他安排到靠前的位置，条件是别让他再搞出事来。至尊宝说，他们发现谢枫很享受，没有做出一丁点过分的事来。对此，谢枫透露了一个秘密：“我怕自己太激动，先去医院打了一针镇静剂。”

　　媒体仍是他唯一希望

　　去年，支撑谢枫拖着偏瘫的身子在大半个中国一路追随周杰伦的动力，是因为他觉得周杰伦是最有可能帮他治疗的，“他筹钱最容易，他号召力那么强，说一句话就是钱。”

　　然而，迄今为止，周杰伦只带给了他快乐，没带给他任何直接的帮助，也未直接安抚过他，但谢枫对此表示理解：“做明星也不容易，要是大家都去找他帮忙，他公司早垮了。”

　　谢枫说，他认为自己有坚韧的意志，但身体正在击垮他。去年，他还能克服常人无法想象的困难，跟周杰伦走遍半个中国。现在，他没这个身体条件了，“身体越来越麻木，脚萎缩得越来越小了。我感觉，如果离开家，不出5天我就会趴下去，没希望了。”

　　显然，尽管他对媒体充满失望，但他仍认为，媒体是他目前唯一的希望。

　　去年12月，本报对谢枫作过连续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