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根本的是扩大国内消费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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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题缘起投资过热、消费不振是这几年中国经济存在的一个深层次问题。将扩大国内消费作为“最根本”的一项任务提出，是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一个重大决策。当前，

　　扩大消费不只是消费领域的事情，其结果也不只是消费的扩大，而是关系整个国民经济的平稳和协调。为扩大消费所采取的对策也必须是一个系统工程，包括许多措施相互配套

　　扩大消费须多措施配套

　　李新家

　　扩大消费不只是消费领域的事情，其结果也不只是消费的扩大

　　消费、投资和出口是构成整个国民生产总值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与一定的经济结构相联系，三者之间有一种客观的比例。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是出口受到重视，外贸顺差过大；信贷投放过多，投资增长过快；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消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呈下降趋势。这种情况与一定程度的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增长方式粗放，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环境污染严重，创新能力不足，区域发展不均衡等问题联系在一起。所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要正确处理好投资和消费、内需和外需的关系，最根本的是扩大国内消费需求。

　　为了促进经济平稳协调发展，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实现速度、质量、效益相协调，消费、投资、出口相协调，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真正做到又好又快发展。扩大消费其实不只是消费领域的事情，其结果也不只是消费的扩大，而是关系整个国民经济的平稳和协调。为了扩大消费所必须采取的对策也必须是一个系统工程，包括许多措施相互配套。

　　强化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经济目标的认识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仅要求一般地扩大人民利益，而且要处理好各方面、各阶层人民群众的利益关系。必须正确把握经济增长、扩大就业、稳定物价、国际收支平衡这些宏观调控目标，使之最终服务于形成最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利益协调机制。由于这些目标的实现互相制约互为条件的，因此要重视各项目标之间的统筹和衔接。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机制，改革和创新收入分配制度

　　要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和市场机制，形成与市场经济体制相协调的宏观调控机制，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解决市场不能自发地完成的收入分配差距合理化等问题。宏观调控既要防止市场的自发作用扩大收入差距，更要防止大集团、掌握资源配置权利的社会组织和部门强化市场失效。

　　因为与市场经济体制相协调的收入分配机制没有最后形成，宏观调控在这方面的作用没有正常发挥出来，部门利益对收入分配的不良作用没有完全克服，结果是收入差距扩大，高收入者消费倾向下降，低收入者消费需求难以扩大，消费的增长慢于收入的增长。这又为进一步扩大投资提供了资金基础。因此，要按照党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决定的要求，提高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的比例，提高低收入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实现劳动收入的合理增长，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要规范垄断行业分配秩序和一般企业分配秩序，职工工资主要应由市场和企业根据效益决定，同时政府要发挥引导作用，使职工工资水平能随经济发展不断提高。要完善和规范公务员工资制度、津贴制度，规范事业单位收入分配秩序。要特别重视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对来自农村的劳动者实行同工同酬，并适当增加对农业的补贴。

　　建立健全公共财政体制，使公共消费结构合理化

　　要扩大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生活需要和社会保障方面的公共消费支出，把更多的财政资金投向公共服务领域，加大财政在教育、卫生、文化、就业再服务、社会保障、生态环境、公共基础设施、社会治安等方面的投入。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扶持力度，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建立覆盖城乡的与全国统一的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解除群众生活的后顾之忧，这样才有可能降低目前预防性储蓄动机的作用，扩大当前消费。要着力解决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覆盖面较小，社会保障水平低，与维持基本生活密切相关的医疗制度、教育制度改革滞后，住房市场价格攀升，居高不下等问题。

　　控制投资增长，调整投资结构，形成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和消费结构升级换代互相促进的机制

　　必须合理控制投资增长，调整投资结构，形成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和消费结构升级换代互相促进的机制，提高投资效率，增加有效供给。资源配置和投资扩大必须以市场需求信息为依据，克服和防止投资盲目扩张、片面追求发展速度、增长方式粗放的现象。

　　作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愈演愈烈，根本原因是旧体制遗留下来的投资饥饿症没有得到根本克服。作为一个大国，贸易依存度不能过高，否则必然挤压国内消费。提高消费基金中居民消费份额，必须普遍提高工资水平，较大幅度增加政府的公共产品供给

　　扩大消费的关键在于改革体制

　　杨永华

　　刺激内需(主要是消费需求)从1997年秋季提出至今已经9年，但是，有关宏观变量表明，内需没有得到明显的扩张，甚至在某些方面更趋收缩。我认为，根本原因在于没有抓住体制改革这个根本，就是说，我们虽然提出刺激内需的政策，而运行着的体制依然产生抑制内需的拉力。所以，扩大内需，首先需要改革体制。

　　调整投资与消费的结构首先要改革投资体制

　　我们知道，宏观经济学有几个简单然而十分重要的总量公式:国内生产总值=消费＋投资＋净出口；最终消费率=消费/国内生产总值；投资率=投资/国内生产总值；贸易依存度=进出口总额/国内生产总值。这些宏观经济学的常识说明了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正确地描述了宏观经济运行方式。

　　从1978年以来，中国的最终消费率出现了下滑的现象。1981年最终消费率67.5％，为28年以来的最高。1993年为转折点，下降到60％以内，此后多数年份的最终消费率都在60％以下，2004年下降到53％。与1981年相比，近几年的最终消费率减少了13.5个百分点。就是说，在国内生产总值中，近2万亿元由消费资金变成了投资基金。

　　中国近年来的最终消费率与国际上多数国家相比，也是相当低的。据世界银行提供的资料，国际上多数国家的最终消费率为78％左右，美国则超过了80％。

　　在消费与投资的结构中，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是中国经济的老问题，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愈演愈烈，根本原因是旧体制遗留下来的投资饥饿症没有得到根本克服。我认为，调整消费与投资结构的关键在于改革投资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是让地方政府从投资领域中退出来。

　　调整内需与外需结构要改革刺激出口的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的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年年较大幅度地增长。1978年至1990年，每年净出口额不到100亿元，2004年净出口额达到4079亿元，为1990年以前的40倍。贸易依存度也从1978年的9.7％升至目前的70％左右。用钱纳里多国模型的数据来看，中国的贸易依存度是相当高的。钱纳里的多国模型说明，在国际贸易上大国的贸易依存度低于小国，与小国相比，大国倾向于选择内向型政策。在当代，一个国家不能在封闭的条件下搞现代化，但是作为一个大国，贸易依存度不能过高，否则必然挤压国内消费。

　　中国贸易依存度过高的原因可能有几个:第一，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很低，使中国制造的产品具有很强的竞争力；第二，中国政府实行的出口退税补贴政策刺激了出口；第三，中国吸引的大量外资扩大了出口。我认为，中国劳动力价格过低的状况要逐步改变。劳动力价格过低会影响人力资本投资，而人力资本投资过少会限制产业结构升级，于是中国的产业水平只能长期保持在低端位置，无法升级。有人担心提高中国劳动者的工资会影响出口。我认为，压低了中国劳动者的工资来保持一定的出口量，这样的出口没有好处。而且，现行的出口退税率仍然过高，需要继续下调。利用外资政策应当从优惠政策转向国民待遇原则。

　　提高居民消费率必须改革工资体制和公共产品体制

　　从1978年至今的最终消费中，居民消费份额和政府消费份额结构，大体上稳定在政府消费“二”，居民消费“八”的“二八”结构。对这个居民消费与政府消费结构，有三个问题需要研究:第一，全国人口从1978年的96259万人，增长到2005年底的130756万人，增长了35％。就是说，虽然居民消费基金占总消费基金的份额没有改变，但是每人平均消费资金占总消费基金的份额下降了35％。第二，现在的居民消费结构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已经大不相同。消费结构的改变突出地表现在居住、医疗保健、教育等方面，居民消费基金中有相当一部分要支付这几方面的费用，这样，居民的消费资金虽然大幅度提高，但是居民享受的福利并没有提高。第三，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居民的消费水平是很低的，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要相应地提高居民的消费水平。政府消费与居民消费的“二八”结构说明并没有根本改变居民消费水平过低的状况。

　　我认为，要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必须提高消费基金中居民消费基金份额。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普遍提高工资水平；要较大幅度增加政府的公共产品，通过政府的转移支付，提高居民消费方面的福利水平，要增加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的范围和品种，比如把医疗、教育和养老保险纳入公共产品的范围。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确立“消费推动型”经济发展战略

　　鲁开垠

　　近10年来，我国最终消费率平均为59.5％，比世界平均消费率低近20个百分点。我国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大幅下降，从2000年的73％，降至近年的35.7％。我国投资率比发达国家平均水平高近20个百分点而消费率却低近20个百分点，投资与消费的增长极不和谐。我认为，进一步扩大消费需求，必须多管齐下，并确立“消费需求推动型”经济发展战略。

　　决定消费的最主要因素是当前收入和预期

　　消费与收入之间关系十分紧密。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认为，当前消费主要依赖于当前收入。前瞻的消费理论(主要包括生命周期假说和持久收入假说)认为，预期是决定消费的主要因素。这两个理论表明，决定消费的最主要因素是当前收入和预期。当前首先必须继续创造条件，持续增加农民收入，并增加普通城镇低收入者的实际收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要让城乡居民收入的增加同经济增长速度同步，否则，就会抑制消费。要千方百计创造就业机会，扩大就业面，特别要针对目前结构调整和企业改制所带来的下岗失业人员多的现状，制订优惠政策，指导和帮助其实现再就业，以保证更多的人有稳定持久的收入，促使社会消费水平提高。

　　增加收入后，要保证城乡居民将较大部分的收入转化为消费而不是存进银行，那就要创造消费亮点，激活居民的消费欲望。如商品房消费，要提供能让城乡居民买得起的商品房，特别是要增加中、低档商品房的开发。

　　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稳定居民支出预期

　　应该说，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是取得一定成果的。但是，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入，以及人口总量的继续增加和老龄人口比重上升，社会保障压力不断增大。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一方面应尽早明确国企、住房、医疗、教育等改革方案，另一方面要把握好改革措施与经济政策出台的时机，尽可能提高改革措施的透明度，并考虑社会承受能力和各项改革措施之间的配套协调。对国企来说，可以考虑先由政府用国有股减持所获得的资金出资建立社会保障基金，个人和企业负担的份额可以采取分步实施的办法，逐步增加，缓解一步到位的压力。对农村社会保障的缺失，是制约农村消费需求扩大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要逐步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和体系。

　　政府要加大对公共产品的投入

　　目前中国政府的财力与公共产品支出比重严重不符。在公共产品的关键领域，往往都出现“政府缺位”而造成公共产品与劳务的缺乏，影响消费的增加和升级。政府有必要把更多的支出用于提供最稀缺的公共物品和劳务，一方面为居民消费创造“硬”环境，另一方面创造“软”环境。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主要有基础设施、公用设施以及生态环境保护设施、社会保障等转移性支出、对较低收入人群提供住房、医疗、教育等有关补贴。当前，对那些有利于改善城乡居民消费环境的项目，如城乡电网改造、农村水利设施、城市公共交通、环保设施、农村小城镇建设等，要加大投资力度。

　　推进农村城镇化是启动农村市场的切入点

　　从消费需求来看，目前我国农村人口在消费习惯、消费模式上与城市有巨大差别，消费示范效果扩散很慢，8亿多农民现实的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由上世纪80年代前半期的35％降到90年代以来的20％，人均消费额只相当于城市居民的40％，大于城乡间的收入差距。加快农村城镇化不仅可以提高农民收入水平，而且可以成为启动农村市场的切入点。这是因为:加快小城镇交通、供水、供电、通信、文化娱乐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引导农民进镇建房、买房，可以直接带动城镇相关产业的发展；大批农民进入城镇，不仅本身成为农副产品的消费者，而且，其消费方式还将发生质的变化。全国城镇人口比重提高一个百分点，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相应上升1.4个百分点。

　　倡导建立积极向上的消费文化

　　在当前宏观经济条件下，加强对消费经济理论研究，制订合理的消费政策，确立“消费需求推动型”经济发展战略具有现实意义。新的消费政策要引导城乡居民合理消费、适当消费、创新消费。对城镇居民而言，要积极推动从享受型消费向发展型、舒展型消费过渡，发展精神文化和生态需要消费，提高劳动力素质。要继续推行有效的信贷措施，扩大各种个人消费信贷规模，并引导人们在贷款消费时，做到量入为出和预期收入有保证。

　　作者系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

　　高收入者不需要消费，低收入者没钱消费，中收入者不敢消费。必须合理调整居民收入分配，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把潜在的消费需求转变为有购买力的有效需求

　　居民收入:扩大消费的重要前提

　　罗福群

　　投资、消费与出口被称为实现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近年来，投资与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均有明显提高，唯独国内消费对经济的拉动成效不够明显。由于我国目前分配结构很不合理，导致了高收入者不需要消费，低收入者没钱消费，中收入者不敢消费的局面。因此，合理调整居民收入分配，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把潜在的消费需求转变为有购买力的有效需求，是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重要前提。

　　合理调整宏观分配结构，使个人收入、政府收入与国民收入保持同步增长

　　我国目前国民收入分配不合理，首先表现在国民收入分配的重大比例关系失调，财政收入增长过快，城乡居民个人收入比重过低。近十多年来，我国财政收入每年均以20％以上速度增长，超过了GDP增幅的一倍多，而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幅却总是不到财政收入增幅的一半，也大大低于GDP的增幅。如果说，我国的财政是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公共财政，那么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高一些，对国内消费需求的影响也不会太大，因为财政收入将会以各种形式转化为消费基金。可问题是我国的财政至今仍然是所谓的“建设财政”，相当大的比重投到了基本建设当中，使得积累与消费的比例严重失调，积累率高居不下，在宏观上制约了有效需求的增长。因此，要改变目前财政收入增长过快的状况，破除财政收入越多越好的观念，使个人收入、政府收入与国民收入保持同步增长。在个人所得税方面，要让利于民，改变目前中低收入者成为个税纳税主体的局面，尽可能做到低收入阶层免征，中收入阶层少征，从而在政策上体现中央提出的要适当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稳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要求。

　　合理调整城乡收入结构，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

　　我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多数，农村是扩大内需最大的潜力所在，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目前农村总体消费水平还很低。因此，要扩大内需，一定要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不仅要减免农民的各种税负，更重要的是切实做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施向农村倾斜的政策，修复被严重扭曲的价格剪刀差，适当降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和提高农产品价格，使农业生产有利可图。要大力扶持农业综合能力开发建设，深化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与此同时，要通过免费培训等措施，帮助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使农民通过外出打工、经商、创业等途径提高家庭收入水平。

　　合理调整企业内部分配结构，逐步提高职工的薪酬水平

　　宏观分配结构不合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微观分配即企业内部分配的不合理造成的。我国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的一大优势是劳动力费用低，其原因一方面是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很低，“蛋糕”做得不够大；另一方面是分配不合理，切给劳动者的这块“蛋糕”比例太小。从经济发展的规律来看，工资水平过低，分配环节不合理必然制约消费环节，最终影响到生产环节。我国目前很多行业的产能过剩，并不是老百姓不需要这些产品，我国许多日用工业品和农产品的人均消费水平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说明这些产品的需求潜力还很大，只是目前老百姓口袋里没钱而已。因此，要适当调整生产要素分配的比例结构，逐步提高职工的薪酬水平。目前，特别是要加强农民工工资的监管和最低工资标准制度的落实。

　　合理调整再分配结构，加大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支持力度

　　再分配是影响城乡居民实际收入的重要因素。再分配的基本形式是赋税和与此相联系的财政转移支付以及在各种交易环节发生的价格调节，包括商品和服务价格、利息率、汇率等。我国目前的储蓄率很高，消费率却很低，老百姓有钱不敢花，重要原因之一是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制度与结构不合理。垄断部门的水、电、汽及交通、通讯费用一涨再涨，这些刚性支出使居民初次分配的实际收入少了一大截。更要命的是教育与医疗费用，可预期的教育费用足以耗去低收入者半辈子的积蓄；不可预期的医疗费用，足以让一个重病患者的富裕家庭返贫。因此，要高度重视再分配对人民生活的影响，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支持及其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提高公共教育和公共医疗占GDP的比重，并规范垄断行业的收费。

　　作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产业经济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