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临汾号称污染第一城媒体称不适合人类居住 | ||
---|---|---|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12月20日16:16 石家庄日报 | ||
山西临汾 来源:央视国际——中国经济时报 【内容速览】 从2003年被列入国家环保总局重点监测城市以来,临汾已经连续三年(2003—2005)名列中国内地严重城市污染前三名之一。 “伤城”临汾 “现代花果城”如何蜕变成“污染第一城” “太阳是什么样的?”“圆的。” “月亮是什么样的?”“圆的。” “星星是什么样的?”“不知道……” 这是居住在山西省临汾市城区一位郑姓市民与上幼儿园儿子的对话。“可怜孩子从小长这么大,几乎没有看到过临汾城上空的星星。”郑先生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这里的环境令人感到忧伤”。 初冬,临汾城一如既往地浓雾弥漫。天空中泛着一个鹅黄色的光晕,那是早上九点多钟的太阳。一座古色古香的牌楼矗立在鼓楼北大街上,云山雾罩。出租车司机赵师傅告诉记者说,牌楼上有赵朴初“现代花果城”的题词。 大街的两旁,柿子树光秃秃的枝桠上,挂着几个泛黑的柿子。空气中,夹杂着一股怪味——其中有硫的味道。街面上,被环卫工人扫过的道路,还留有一层薄薄的灰。 “以前,一年有一多半时间都这样,不是雾,是烟尘。”赵师傅说,“今年还算好的了”,他闻不出临汾城的空气有什么异味,十几年来,“都习惯了”。 2006年11月22日,在临汾市政府决定对重点区域开展环境执法大检查的动员大会上,这个城市的副市长赵建民称,“环境污染已经成了临汾的‘顽疾’,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 而一个月前的10月18日,总部位于美国纽约的国际环境研究机构布莱克史密斯研究所(BlacksmithInstitute,又译铁匠研究所)公布了一项研究报告——2006年世界10大污染地区,临汾作为中国惟一的高污染城市代表进入榜单。 布莱克史密斯研究所作为一家着眼于解决发展中国家的相关污染问题的非赢利性机构,每年都会公布相关的污染城市名单,其排名不分先后。 该研究所表示,今年的这份报告是由来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西奈山医疗中心和纽约大学的环境和健康问题专家历经7年的研究后写成的。 他们对非政府组织、地方社团和国际环境机构所选出的300个污染严重的城市逐个进行了研究,最后根据受污染影响的人口规模、有毒物质的危害程度以及对当地居民健康造成的确实损害等因素,得出了污染最严重的10个地区的名单。 研究报告说,“居住在严重污染的地方,无异于被宣判了死判……污染对人体的损害,如果不以立即中毒的形式表现出来,那么就可能以癌症、肺部感染和痴愚症等形式表现出来。” “这些地方的污染给当地人造成了巨大的痛苦和伤害,尤其对儿童”。研究所的所长理查德·富勒Richard Fuller 说。 “现代花果城”的“黑帽子” “又是为污染的事?”12月12日,临汾市环保局办公室主任邓明生对于记者的到来,表现得十分谨慎,“这段时间都在进行环保执法大检查,负责宣传的领导下乡了”。 从2003年被列入国家环保总局重点监测城市以来,临汾已经连续三年(2003—2005)名列中国内地严重城市污染前三名之一。 “谁摘不掉污染的黑帽,就摘他头顶上的‘乌纱帽’。”据2004年的媒体报道,第一次看到国家环保总局的通报,临汾主要党政领导人“坐卧不安”。 2004年9月,临汾市向国家环保总局呈报了一份报告,这份全名为《临汾市人民政府关于呈报临汾市大气污染摘帽子实施方案的报告》称,“临汾市政府决定用两年多的时间,分三个阶段实施‘摘帽子’工程,到2006年底甩掉大气污染第一的帽子。” 今年4月12日,山西省环保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杜培仁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了该省11个重点城市环境空气综合评价结果。结果表明,临汾脱离了倒数第一的位置,但仍名列前三名。 然而,这似乎并没有影响到临汾有关方面的心情。结果公布的第二天,“我市摘掉污染第一‘黑帽子’”的相关宣传便传播开来。“黑帽迟迟不能摘去,脱离倒数第一还不是真正的好消息。”临汾市委党校的一位教师对记者感叹,如今谁能想到,昔日的临汾竟是备受推崇的“花果城”? 据了解,1980年左右,临汾城的上空是蓝天白云。当时,市园林局的一位处长为了美化城市环境,在临汾市区规划种植了柿子树一条街、石榴树一条街、梨树一条街等多条果树一条街。 “那时,大街小巷都飘着果香,红红的柿子高挂枝头,大大的石榴咧嘴微笑。”一位临汾的土著如此向记者描述。临汾被国家相关部门评为了“花果城”,当时的《人民日报》还进行了大篇幅报道。 “以前,放电影之前都会播放一个叫《黄土高原上的花果城》的记录片。”临汾的土著回忆起当年的情形不禁唏嘘,这个位于山西西南部以古帝尧而闻名几千年的“天下第一都”,在20年内竟蜕变为监测范围内的“中国污染第一城”。 “要说污染,临汾也不是山西最严重的,将‘污染第一城’的帽子扣在临汾头上不公平。”临汾政界的受访者如此向记者抱怨,临汾四面环山,空气流通比较困难,一年的静风率便达到了48%,尤其是进入冬季,大量污染物都聚集在盆地当中。“再说,今年我们的二级以上天气都快达到200天了……” “此地不适合人类居住” 4月份山西省环境监测的结果,本让临汾有关部门“稍微松了口气”,然而,布莱克史密斯的报告,再一次把临汾推上了风口浪尖。 在临汾市政府的网站上,“扎实推进‘碧水蓝天工程’”的报道被放在了显眼的位置,而从Google earth的卫星云图上看,临汾城依旧被一层黑雾笼罩。 “当地居民每天晚上几乎要在煤尘中窒息而亡。”临汾本地媒体的一位传媒人士对记者说,得知布莱克史密斯的报道后,更加大了本地媒体继续对临汾市环境治理取得初步成效的宣传力度,“与切尔诺贝利这样的核污染城市齐名,这是临汾人的耻辱”。 据《山西青年报》报道:“此地不适合人类居住!”几年前,一名外商来临汾考察投资环境,临走前扔下这么一句话,至今仍在当地流传。 据记者了解,“此地不适合人类居住”的说法还有另一版本。两位外教被聘请到山西师范大学(位于临汾市),不久便不辞而别。后来,人们在他们居住的房间发现了一张纸条,纸条上书:“此地不适合人类居住”。 自2003年被国家环保总局列入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以来,临汾市的空气质量均在劣于国家三级标准城市之列。劣于国家三级标准城市是指环境不适宜居民生存。 临汾人外迁,在这几年常被热议。经常见诸报端、席卷北京上海等地房地产市场的山西购房团中,就包括临汾人。 临汾尧都区煤化巷是一条不足300米长的短街,却有10家山东房地产代售点在此驻扎。“山海天”的王姓售楼主管告诉记者,此前,此地还有数家海南房产的销售点。 环保概念成为这些房地产销售点首推的主力牌。在宣传资料或门面装潢上,这些房地产销售点多以“最适合人类居住的海滨城市”、“国家AAAA级旅游渡假区”、“好空气”等广告语推荐楼盘。 这些房产,多数坐落在山东威海的乳山市。2006年2月,山西人在乳山一次性买下4栋楼房,让山东人窥视到了商机。 “天海人和”的售楼经理郭禹介绍说,在威海买房的临汾人各个层次都有,但购房的多为寻常百姓。“银滩之心”的售楼主管简女士对记者说,她们每周五都组团去威海看房,“去看后就没有不买的”。 以前,临汾人主要是去海南购房,但先前去的人反映“由于地域差距太大难以融入当地社会”,后来买房的人,都喜欢选择与山西基本属于同一纬度带的山东房产。 作为临汾土著的“山海天”售楼主管王女士向记者分析,这些年来,由于空气太脏,不少家有老人及小孩的本地人不断外迁。以前是作为休假,现在多为“移民”。 布莱克史密斯的报告称,作为煤业生产中心的临汾由于空气质量低下,居民因此而饱受支气管炎、肺炎、肺癌等病痛的侵袭。 山西医科大学流行病学教研室王金桃教授等人,曾经在山西境内做过“煤焦化型大气污染对居民死亡状况影响”的调研,其结论认为,随着污染的加重,居民的各种疾病(主要是呼吸系统、心血管疾病和各种癌症)和死亡率都有增长。 由于城区周边有大量的焦化企业,除了空气中弥漫着大量烟尘以外,临汾市民所依赖的三大水源地(龙祠、土门、屯里)的水质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根据临汾市环保局2005年6月的监测,龙祠水源地总硬度超过地下水三类标准的0.09到0.22倍,挥发酚超过地下水三类标准的0.5和1.5倍;土门向供水厂联网供水的15口水井大多总硬度和氨氮浓度严重超标;而屯里的水源地由于污染过重,已经早在2003年10月被迫停止作为市民集中式引用水源。 临汾的环境,让当地的居民付出了代价。 2005年,临汾尧都区刘村镇北芦村农民,因抽取汾河水浇灌后,出现了近千亩小麦麦苗枯黄,直至颗粒无收。2006年,该区贾得乡小贾村部分农民也在“风调雨顺”的情况下,可能因灌溉用水问题出现几百亩麦田颗粒无收的情况。 据了解,尧都区刘村镇北芦村被称为“癌症村”,而尧都区段店乡一个叫下康的村子,由于有多人患上偏瘫等恶性疾病,“跛子村”的别名由此得来。尧都区是临汾市城区,为临汾市委、市政府所在地,是该市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在这种情形的映照下,近年来,临汾居民外迁已经形成“滚雪球效应”。 “30%的首付70%的优惠按揭贷款,让普通的临汾市民难以拒绝。”煤化巷一售楼中心主管对说,有老人小孩容易生病的家庭,也省去了以后治病的钱。 对于本地居民外迁的话题,当地政界及学界多有忌讳,多位人士提醒记者,“那是少数,不是主流。” “临汾城区人口规模在逐年扩大,怎么能说大规模外迁?再者,到外地购房的多是有钱阶层,他们那是在‘购房置地’搞投资,跟临汾的污染没有直接联系。”当地政界一位官员认为,临汾存在污染是客观事实,但将临汾人到外地购房视为“生态移民”、将当地存在相关疾病与环境问题直接联系起来,“那是恶意抹黑”。 “环境恶果”之因 环境的持续恶化,使得临汾的主政者们不得不思考这个城市出现的问题。 “如果再不痛下决心解决环境问题,发展将难以持续,社会将难以和谐,人民将难以健康生存,所剩无多的青山绿水将继续萎缩——我们将无颜面对子孙后代。”临汾市市长李天太在200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承诺,将大力推进“碧水蓝天工程”建设,以期改变临汾的生态环境。 然而,多年污染聚集而结成的“环境恶果”,使得当地的环境治理困难重重,环保局的相关官员,感叹他们为了进行环境执法而“疲于奔命”。 “由于临汾地处盆地,上空容易形成逆温层,烟尘都没办法散去,就像一口锅盖盖着整个城区。”邓明生认为,这是近年来造成临汾严重污染的客观原因。 临汾环保局宣教中心主任李爱玲曾向媒体介绍,临汾污染主要源于三大因素:特殊的地理位置,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及居民餐饮产生的烟煤污染。 对于由于地理位置导致临汾城严重污染的说法,一位学者认为,那只是说对了其中微不足道的一个原因,“主要还是污染与改革深化同步,煤老板和焦炭老板曾经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临汾盛产煤、铁,其中,煤炭总储量达960亿吨,铁矿总储量4.2亿吨。据了解,从1980年代开始,临汾市在当时“有水快流”政策的指导下,对于煤炭和铁矿的开采加工,“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那时,小煤矿、小焦厂、小铁矿纷纷建,最小的炼铁高炉只有4立方米。 “只顾发展。”一位临汾市情研究专家对记者说,对于环境保护的问题,从国家到地方“政策都比较模糊”。 专家向记者介绍,由于埋藏于临汾地底下的煤矿和铁矿不但储量可观,且开采较为容易,彼时,几乎村村挖煤、炼焦、铸铁。 “那时是土法炼焦,废弃物没有经过任何处理就直接排放。”所谓土法炼焦,是指在地上挖坑把煤埋在里边,然后用泥土糊住形成一个突起的窑,最后,在煤坑的下面再挖个火道,加热到一定时间后即产生焦炭。煤经过加工成焦炭,价格可升至四五倍,而每炼1吨土焦,其排放的污染物也有300至500公斤之多。 “老鼠打洞挖煤 ,村村点火炼铁 ,户户冒烟炼焦 ”,这是当地煤焦铁产业发展初期的景象。“漫天煤烟、遍地扬尘”也成为了当时环境的真实写照。与此同时,煤、焦、铁三大行业也成为临汾的经济支柱,其产值占临汾工业总产值的70%。 1996年,因土法炼焦造成环境污染问题严重等原因,原国家经贸委发文明令取缔土法炼焦,并要求在2000年以前淘汰改良焦。 然而,直到2003年,山西省政府才下定决心,取缔关闭土焦改良焦炉。尤其是自2001年以来,焦炭市场需求急剧增长,其产品国内平均价格由2001年的每吨400元上升到2004年的每吨1400元以上,国际市场价格也由每吨67美元上涨到400美元以上——在这一背景之下,临汾境内的各类炼焦厂不但得以生存且迅猛发展——对当地生态环境新一轮的污染浪潮也随着来临。 山西省环境科学院的专家,将临汾污染称为结构性污染——产业结构不合理,“临汾主要的污染源为煤焦企业”生产时所产生的大量烟尘颗粒及化学物质。 “产业结构不合理是造成临汾污染严重和生态破坏的主要原因。”临汾市环保局副局长潘齐龙曾坦陈,在短时间内,资源型重化工产业仍将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点,这些企业即使上环保设施,也有一定的排放量,临汾的结构性污染不能很快得到根本转变。 此外,前述市情专家也向记者介绍,造成临汾严重污染的原因还有两点:第一,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垃圾无害化处理是空白,市区集中供暖率仅有40%,路面破坏严重造成二次扬尘”;第二,环境监察“有心无力”。 蓝天碧水与GDP的博弈 以“结构性污染”为主因的临汾,十几年来始终醉心于经济的发展,对于环境的治理问题一直少有关注。 “‘有水快流’,无人关注环境。”当地一位专家对记者说,1995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将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彼时,“临汾少有响应”。 经济发展造成的环境代价于1999年开始被临汾地方政府关注,当年,临汾提出了“打基础、调结构、治环境”三大目标。其构想亦写进了《临汾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计划》。 临汾一位官方人士称,以调整经济产业结构为主要目标的构想,在当时被称为“生死决策”——低于120立方米的高炉、不合格的焦厂要全部关闭,“这事关几百万人的吃饭问题”。 然而,产业结构调整至今,临汾的污染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有效遏制。“我们不承认产业结构调整不成功,只能说目前面临很大的难度。”该人士称,自1999年实行调整以来,“成效是很明显的。” 据当地统计数据显示,1999年至2004年的五年间,临汾市生产总值由171亿元提高到375.8亿元;财政总收入由13.4亿元提高到58.86亿元。其经济总量目前位居山西第二。 对水及空气的污染,几乎与临汾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步。“老百姓很有意见,政府也很头疼”。接近临汾决策层的一位人士向记者表示,彼时,临汾的“灰尘靠风刮,污水靠蒸发”成为民谣。 2004年,国家环保总局公布了内地10大污染城市,山西有多个城市入选,临汾为污染城市之最。 2006年2月,中国科学院公布的2006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称,2005年,山西省单位工业产值废气排放量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42倍,居全国31个省市区第二;烟尘排放量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89倍,居全国第一;固体废物排放量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2.14倍居全国第一。城市大气环境质量位居全国倒数第一。 山西的环境问题,不断被社会各界关注。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张宝顺更是提出,“要用最小的污染代价,换取适当的发展速度”;省长于幼军也表示,宁愿不要GDP也要把污染治住。 2006年6月10日,山西省正式启动“蓝天碧水工程”,相关官员表示,将以铁碗的手段治理该省的环境污染问题。临汾作为山西严重污染城市,成为重点治理的对象之一。 9月4日,国家环保总局公布了2005全国113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临汾再次名列倒数。 10月12日,山西省环保局局长刘向东以公开信的形式提醒临汾市市长李天太,市长是城市环境质量第一责任人,“保护环境,改善城市环境质量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公开信”指出,造成污染的关键问题,除了临汾市城市基础设施薄弱,集中供热、气化率等指标偏低,市区燃煤污染和二次扬尘严重外,更主要的是临汾市在投入巨资进行环境综合整治的同时,仍有大量焦化、钢铁等重污染企业违法建设,肆无忌惮地排污。 据了解,临汾市118家焦化厂中只有25家焦化厂具有合法的手续,其他全部为违法企业。2006年山西省政府下达的第一批环境污染末位淘汰企业及设施名单,要求临汾市8月底前对22家企业及设施实施环境污染末位淘汰,但只完成9家。 “李天太市长都拍桌子了!”一位临汾环保系统的人士向记者介绍,“公开信”发表的第二日,临汾市人民政府便下发相关文件,表示将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治理整顿给临汾造成污染的钢铁焦化行业。 为控制污染排放总量,改善环境质量,临汾市政府以控制工业和煤烟污染为重点,从11月23日起对全市重点区域开展大规模的环境保护执法检查。该专项执法检查将持续到2007年3月20日。 “煤焦铁现在还是临汾的经济支柱,污染怎么根治得了?”临汾政界一位人士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份两页纸的布莱克史密斯研究所——2006年世界10大污染地区临汾部分的中文翻译稿——“如果你怨恨一个人,让这个人成为一位临汾的永久的公民吧!为什么?为了处罚!”被红笔标划。 “上头的压力,老百姓的压力,让领导们左右为难。”他说,“政府治污的力度已经很大了”。 与政府治污“力度已经很大”相反,据当地媒体调查,在临汾市的焦化企业中,有近90%的企业未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未办理任何环保审批手续,部分在建、投产的焦炉仍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为数不多的有合法审批手续的焦化企业,建设炉型也与立项及环评批复要求不符。 今年6月至9月,山西省环保局作了一项万人环保意识问卷调查。其中,71.01%的民众“不愿意”让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的市长留任,而90.8%官员选择“愿意”。 12月6日,山西省环保局又通报了“百县千企万民问卷调查”的情况。结果显示:90.06%的民众认为对环境违法行为中的政府责任人应当给予处分。 在保护环境和发展经济之间,官员和民众都有着自己坚定不移的选择。临汾学界一位不方便透露姓名的专家告诉记者,与“灰尘靠风刮,污水靠蒸发”成为民谣相应成趣的是,“宁可被毒死,也不要饿死”则成为了某些官员的为官之道。“山西老百姓没有从挖煤中获得多少收益,往往是深受其害。”专家说。 “咱们国家对官员的考核体制非常不好,都是以GDP来考核,GDP关系到一个官员的仕途,这导致现在还是一味地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山西省社会科学院能源经济研究所所长王宏英对记者说,在这一制度下,高GDP的增长并没有带来老百姓生活质量的提高。“这是一种政绩工程。如果,各级政府都能把发展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上,就不会出现(临汾)这种野蛮式的发展道路。”王说。(记者庞皎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