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国理想与个人发展

　　赵忠贤是老一辈海归，著名超导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74年至1975年，赴英国剑桥大学进修。1984年至1986年初，在美国能源部艾姆斯实验室

　　卢天健是新一代海归，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国家“973”项目首席科学家。1995年获哈佛大学工程科学博士学位。1996年起在剑桥大学工作，成为终身讲席教授和剑桥大学皇后学院院董、学习总监等。2004年经过国内外公开选拔，担任西安交通大学主管科研和学科建设的副校长，是教育部直属高校从海外直接聘请的第一位副校长。2005年10月，正式向剑桥大学提出辞去终身教授，回国全职工作。他是一位在国际力学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华人青年科学家。

　　作为两个不同时代的海归，赵忠贤和卢天健在很多问题上有着一致的见解。日前，他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海归在科技研究领域里的发展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国家需求＝发展空间

　　赵忠贤：我国老一辈的海归钱三强说过：“虽然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从上世纪50年代到今天，众多海归的出发点都是要报效国家，按照国家的需求做事，服务大众。不同点是由于不同时期国家的需求不一样，报国形式会有所不同。例如过去国家要搞重大的科技攻关，更多是上级组织安排的，个人要服从上级安排，服从组织调动，比较被动。现在海归做科研的选择面就很广了，主动权很大程度上在个人。

　　但不管怎样都要按照国家的需求，只有在国家的需求中找准个人的位置，才会最大限度地发挥才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蓝图，对海归的个人发展来讲是难得的机遇，同时更是报效国家的难得机遇。

　　卢天健：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放弃剑桥大学终身教授的职位而选择回国。在国外我总是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做客的感觉总是伴随着我，找不到个人归属感。而回国后我所做的科研工作完全是按照国家的需求来做，有一种自豪感，这在外国是体会不到的。

　　我2004年回国，当时去四川一个研究核武器的研究院参观。那里的接待人员直言：“你今天如果以剑桥大学教授的身份来肯定不让进，因为现在你是西安交大的副校长所以才允许你进去参观。”在那里我看到了国家很多的核心机密，都是国家的高精尖武器。如果不是西安交大的平台和中国高校校长的身份，我就不能实地考察我们国家的高科技发展状况，我就不能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国家在这个领域这些年冲破重重阻力和困难，才发展到今天的不容易。

　　我参加了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的规划工作。这在英国、美国，都是不可想象的。作为一个科技人员，可以为整个国家的科技事业做今后20年的发展规划，这种机会国外没有。在外国不管中国人的学术水平多高，关键重要的工作根本不能参与。因此，我感觉回来做科研工作的话，确实能发挥很多作用，而且心态不一样，我一想到我所做的都是与国民经济息息相关，跟国防密切相关，就很有干劲。

　　创新正逢其时

　　赵忠贤：建设创新型国家很多方面都要倚仗科技水平的进步，中国的制度环境、创业环境、工作环境等方面，需要不断完善和改进。新世纪的前20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在这场深刻的社会变动里，如何为社会进步、如何为自主创新做出更大的贡献，是我们每一个海归应该好好思考的。因为目标伟大，难度也大，才需要我们更多人的共同努力。搞创新我是创不动了，需要年轻人来顶上了。

　　卢天健：说到教育、管理体制上的创新、改革，海归可以做什么？太多了。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经发展到世界第一的规模，但质量不能说强。我们的大学本科毕业生在世界上很抢手，但是我们的博士生出国后却受冷遇，国外的高校机构很少聘用中国的本土博士去工作去做科研，这是为什么？中国在高层次人才培养这个环节出了问题。

　　对此，我在西安交大做了很多创新，比如去年在全国率先对研究生培养机制进行改革。首先，通过研究生创新基金的资助让硕士生、博士生每月的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另外研究生的生活费直接通过导师来配发，即导师负责制。第二，保留了少量的真正意义上的奖学金，而不是像以往那样人人都拿奖学金，现在奖学金的授予范围只有全部学生的10％，只奖励那些最优秀的学生。结果，解决了后顾之忧的研究生在培养过程与科学研究活动结合更加紧密，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得到普遍提高。

　　由于改革成绩显著，今年教育部把西安交大的做法扩大到18所大学，包括清华、北大。此外，体制上的创新，还牵扯到人事制度改革、科研制度改革、业绩考核制度改革、工作量计算上的改革，等等，很多深层次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要做的事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