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官企”原罪比民企原罪更急迫

　　时报新闻眼

　　国资委掌门人没意识到“官企”的原罪——即“官企”利润增加如不用于公民福利则意味着民众财富的减少。一般民众也没意识到，解决“官企”原罪比解决民企原罪更急迫——民企可通过市场规律引导走向正轨，而“官企”则不需要遵循市场规律而永远得不到解决。——王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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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个绝大多数公民不信奉基督教的国度，对原罪概念认识不清，情有可原。原罪说来自基督教，是说人生而有罪，他们的罪先天地来自其祖先——亚当与夏娃。他们偷食了智慧之果，懂得了男女羞耻之事，所以在上帝看来有罪。按照今人理性思维，稍加思考，就不难发出亚当与夏娃何罪之有的感叹。

　　每当看到讨论民企原罪，笔者就哭笑不得。倘若一般民众倒也罢了，现在连高级管理人员也不辨始末、拾人牙慧了。“和君创业咨询公司总裁李素致信立法机构解决民企原罪”（《中国青年报》12月20日），就是一个例子。为民企代言，肯定民企在解决就业、促进不同经济主体竞争方面的积极意义，看到社会的不理性对民营企业可能产生的戕害，既而危及普通民众的利益，本是一个理性行为，可为什么不能摈弃“原罪”之说呢？

　　民营企业存在种种问题，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但不要忘记，任何一个行为的发生都不能脱离特定条件的约束，比如与制度规定冲突，比如法律空白，又比如行政审批。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所谓的“原罪”在冲破既有束缚、开拓创新方面，是一种具有历史进步性和历史必然性的经济违规现象。举例说，小岗村18户农民冒着坐牢的风险摁下手印，分田单干，这在当时无疑是违法犯罪行为——直接反对人民公社制度，现在不但没清查他们的“原罪”，反而把他们奉为英雄呢。

　　有人反驳：如果不清查原罪，是不是十几年前的杀人犯现在可以无罪了。当然不是。民营企业主只要存在杀人放火问题，也一样要清查。但问题是那个年代很多民营企业主没有杀人放火，只是在创业、经营过程中存在着诸多问题，如贿赂官员，使用暴力，偷税漏税等。虽然也是违法，却应区别对待，不宜把企业家一抓了之。之所以如此，因为人类具有理性，知道权衡利弊。眼下，民营经济创造了中国经济总量的50％，除了增加税收外，还解决了几千万国民的就业问题，可以说居功至伟。如果把企业家抓了，工厂倒闭，工人必将失业，河北大午集团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那么是解决数千人就业重要呢，还是把企业家绳之以法、维护正义重要呢？据说，目前很多地方有一股揭发检举企业家“原罪”的风潮，民营企业家现在不关心企业经营，在关注“安全问题”，如果不改变这种状况，必将是民众的灾难。

　　按照西方通行的做法，排在政府职能榜首位的是解决公民就业问题，美国总统竞选也要打承诺增加就业机会牌。为什么呢？民以食为天，没了食，就等于没有了天，没有了天，后果是什么，可想而知。把原罪转嫁到民营企业头上，按照笔者的理解，这是民众对社会现实不满的体现。民众当然有表达不满的原因、自由和权力，这是委托人和受委托人之间寻求利益均衡的自然博弈之道，因此不值得害怕。但笔者以为，民众这次瞄错了靶子。事实上，尽管民营企业存在延长劳动时间，加强劳动强度，克扣工资，体罚工人等现象，但由于民营企业并无官方背景，工人具有“用脚投票”来反制民营企业的武器，这迫使民营企业不断改善环境和条件来吸引工人。近年来，随着民工荒的加剧，这种现象在用工密集地区越来越普遍。

　　而反观“官企”——与民企相对来定，则正是社会不满加剧的主要根源。只要看看近年来社会必需品的涨价频度和幅度，如水价，电价，气价，再回头摸摸自己的钱包并没随着经济发展鼓起来，不骂娘才怪呢。提供公共服务和社会必需品的是垄断国有企业，属于“官企”。笔者以为，把所谓的原罪加在“官企”头上才名副其实。成熟的经验早证明，国家不能插手竞争性行业，利用权力与民争利，而行政垄断性“官企”也绝不能把自己定位民企以追求利润最大化。因为一旦如此，为了最大程度攫取利润，垄断将保证“官企”成为民众财富最大的虹吸管。可是，我们偏不。“今年中央企业主营业务实现利润预计可超7200亿元”（《中国青年报》12月20日），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宣布这个成绩时踌躇满志，意气风发。可见，国资委掌门人没意识到“官企”的原罪——即“官企”利润增加如不用于公民福利则意味着民众财富的减少。一般民众也没意识到，解决“官企”原罪比解决民企原罪更急迫——民企可通过市场规律引导走向正轨，而“官企”则不需要遵循市场规律而永远得不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