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警惕官场“一人得道，仙及鸡犬”

　　中央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本周刊载沈士光署名文章，对官场中的“递延权利”现象进行解剖。文章指出，“递延权力”造成的危害性相当大，应该引起严重关切。文章举例说，最近，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昭耀的腐败案呈现出的就是“递延权利”的特点，即家族占据公共权力资源。（2006-12-13中新网）

　　汉王充《论衡·道虚》：“儒书言：淮南王学道，招会天下有道之人，倾一国之尊

　　无独有偶，当年女巨贪蒋艳萍利用色相击倒一些高官后，官运亨通，她的亲朋好友都跟着沾了光。她妹妹的恒基公司就是靠蒋艳萍这棵大树发横财的。同时，蒋艳萍每搅到一项大的工程，都要从中分出一部分给她舅舅。她的“家族公司”更是成了当地一霸，法力无边。蒋艳萍案、王昭耀案所昭示的“递延权力”现象反映出当前腐败的某些新动向，官场腐败的家庭化趋势日益严重，不能不令人警惕。

　　想当年，毛泽东身为党的主要领导，对待自己的亲属、子女十分严格，不准有特殊的要求、特殊的待遇和特殊的地位。儿子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毛主席把他送到农村，接受劳动锻炼，学习农业生产知识，熟悉农村情况。抗美援朝开始后，主席又把岸英送上前线，保家卫国，直至牺牲宝贵的生命，永远长眠在朝鲜的热土上。

　　刘少奇一生除了为党为人民解放大业操劳外，很少顾及自己和亲属。当自己的亲姐姐在信中流露出对土改减租退押政策不满，不愿在家务农，希望能随弟弟到城里生活。刘少奇同志在给姐姐的回信中，严肃批评了她的错误思想，鼓励她自食其力，并表明了自己这样一种荣辱观：“你们不要来我这里，因我不能养活你们。我当了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你们在乡下种田吃饭，那就是我的光荣。如果我当了副主席，你们还在乡下收租吃饭，或是不劳而获，那才是我的耻辱。”姐姐听从弟弟的规劝，一直在家乡务农。1959年刘少奇同志担任国家主席后，更是严格要求自己的亲属，这年国庆节假间，少奇同志亲自主持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对那些不想当农民想当工人、不安心农村要进城市、想谋个一官半职的亲友语重心长地说：“我是国家主席不假，但我是共产党员，不能随便行使自己的职权。”

　　朱镕基经常引用的古训是：“吏不畏我严，而畏我廉；民不服我能，而服我公；公则明，廉则威”。他对自己的家人要求非常严格，不会因为自己当上了第一人口大国的总理，而有所优待。当他的叔伯兄长朱天池到北京看望他时，朱鎔基特别叮嘱：“我们家的兄弟姊妹很多，他们来求我帮忙，我不帮不好，可有些事情一帮又丧失了原则。请你跟亲戚朋友们讲一下，体谅一下我的难处。”朱天池一直在湖南省邵阳水泥厂从事普通的统计工作直到退休。朱鎔基的堂弟朱俊民是湖南绸厂的普通职工，另一个堂弟朱健民终生在长沙郊区金盆岭务农，最小的堂弟朱智民在长沙机床电器厂工作，生活非常拮据。这些亲戚家中都有朱鎔基总理的专线电话号码，可为了不影响身为国家总理的兄弟工作，他们一次也没打过。

　　时下，中国官场不时炮出“一人得道，仙及鸡犬”的丑闻，原因是复杂的。其一，与一些人为官思想腐朽，毫无党性原则有关。这些干部认为，权力不是人民给的，而是自己挣的、奋斗来的，受这一错误思想的支配，他们往往任人唯亲。其二，时下官场家长制作风有抬头的趋势，一些领导热衷于搞一言堂，一些重大问题尤其是人事安排问题往往一人说了算，所谓的组织程序也只是走走过场而已。其三，时下的监督机制对一般的干部或许有点效果，但对一些高级干部，恐怕起不到作用，形同虚设，某些地方的“一霸手”盛行很能说明问题。其四，官场的某些“潜规则”做怪。时下，一些重要岗位的人事安排，如果没有某位关键人物的首肯，最后注定泡汤，所谓民主推荐任前公示只是掩人耳目的幌子。于是，一些人只有“曲线谋官”，往往“认贼作父”，在这种背景下，领导的亲属近水楼台先得月也就很好理解。整肃吏治须出重拳，对于官场的“一人得道，仙及鸡犬”，不仅对“人”要严肃处理，犯到那一条就处理到那一条，决不姑息；对那些无端受益的“鸡犬”也要处理到位，要彻底清算他们的既得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