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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教授:中日国民素质有30年的差距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12月21日12:03 生活报

  作者简介:汪中求,清华大学特聘教授,精细化管理研究专家,著有《细节决定成败》。

  引言:

  今年夏天,我作为中国精细化管理考察团的一员,对日本的企业、大学和政府的招

商机构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考察。一周的所见所闻,我们对日本企业、机构的精细化管理有了深切的体会,更让我们感到震撼的是,这种精细化思想已经深深根植于这个国家的方方面面之中。一位中国教授说:“即使中国现在跟日本在一个起跑线上,我们也未必能够赶上日本。”

  虽然时隔半年,但我觉得有必要将一些见闻记录下来。

  自觉遵守与相互督促

  日本人背后似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驱使着他们拼命地工作,而且在工作中互相督促、精益求精。

  工作时间,日本男性白领最常见的装束是西装、衬衫加领带,即使夏天室外40多摄氏度的高温也是如此。大热天裹着这么正规的装束,因此业务员在街上中暑昏倒的事情也就不足为奇了。不仅是白领,连出租车司机也都西装革履,尽管热得不停擦汗,但就是不会把外套脱下来。事实上可能没有谁管,但这是他们的职业化习惯。

  在日本街头,经常可以看到60多岁的警察或保安在跑步指挥车辆,专心致志。书店的工作人员趴在地上擦地,跪下来工作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我们去酒店用餐,进餐厅时把鞋子乱糟糟地脱在一起,出来时发现服务员都给我们摆好了,一律头朝外,一伸脚就可以穿上。

  在任何单位,如果有人做事不努力或者把事做砸了,就会有好多“好管闲事”的人上来指责:“哎呀,纯子小姐,怎么这么做事啊?”“木村先生,你的失误,让我为你没面子啊!”我跟日本朋友总结说:“日本人是宁可自己付出更多,也必须要获得或保留干预和指责他人的权利。”朋友回答说:“真的是这样。这是一种氛围,逼着你提高对自己的要求。”

  在日本,男士平均结婚年龄是35岁,当父亲的平均年龄是36岁。很多人甚至都不敢结婚,不敢生孩子的人更多,特别是职业女性。因为女人一生孩子往往就意味着职业生涯的结束。女人不出来工作,主要原因是小孩没有办法给别人带。请一个人带孩子,比自己打一份工还贵,自己带孩子五六年,没办法再跟得上社会的发展,只好继续做家庭妇女。

  日本人的所得税非常高,45%;遗产税更高,70%。不能让你把钱存在那里,为自己养老作准备。到65岁,才有可能靠政府的津贴来养活自己,这个时候才可以不拼。

  人际互信与秩序共守

  尽管压力巨大,但日本人的生活却从容而有秩序。这点从东京市容的细节上就能感受得到,绿化率极高,几乎没有见到裸露的土地,即使偶尔有一个小角落空出来,都会种上一株树或摆上几盆花。

  东京的房子一般不装防盗门,很多门是非常薄的木板门和玻璃门。偶尔一楼有防盗网,二楼以上我从未看到防盗网。我们很惊讶,他们怎么不担心入室盗窃的问题?此外,多数自行车是不上锁的,连摩托车晚上也是丢在外面,根本不担心什么。

  在火车上、在旅店、在会议室,甚至在餐厅,再值钱的包,放在那里根本没有人动。京都火车站人流如织,旁边的餐厅人来人往,餐桌上七八个包丢得零零散散,并不见一个人。所以西方人老听中国人说,“你先去,我在这儿看着。”人家始终不懂这话什么意思,你“看”它干什么?

  我们总觉得贫富差距过大才会有抢劫盗窃,实际上不完全是这样。日本也有穷的,至少从各地去的人也有穷的,而且也有流浪者。我这次还找了一个街头艺术家给我画了一幅漫画像,标价1600日元。他画完以后,自己感觉画得不好,就只收了1000日元,还一个劲地道歉。

  日本人很讲究秩序。排队是正常的,而且自觉保持1米距离。在自动扶梯上,人们都很谦和地站在左侧,让有急事的人从右侧快速通过。

  在东京,我们见过几百人在一个路口等红灯,没有一个人乱闯的。车辆在通过路口时也没有减速的意思,因为所有的人都一定会遵守交通规则,不需要减速,也不可能出现意外。但是,在红灯转为绿灯的时候车辆反而慢下来,车可以通行,走到一半的行人也可以通行,只要有一个人还在穿越马路,车辆就会让人,这个时候就体现出了“以人为本”。

  日本的路并不一定都很宽阔,很少看见超过单向四车道,甚至还有主要公路是双向单车道。有一次高速路堵车,但还不至于堵得不能行走,只是慢,绝对没有人插队,更没有人急着猛拍喇叭。

  日本人深刻的危机意识

  日本的版图大概相当于我们一个四川省,但人口密度却比四川还要大。地狭人多,又没什么资源,而且台风、海啸、地震非常频繁。正因为如此,日本人有深刻的危机意识。

  日本的学校每月一次防火演习,每季度一次防震演习。每个家庭都备有压缩防灾包,里边装压缩饼干、纯净水、保暖衣、手电筒和雨披。日本全社会从上到下都只有一个信念,我自己要拼命,如果不拼命这个国家就完了。

  我们去考察丰田汽车公司,丰田做汽车之前,整个日本是没有汽车工业的,那时的汽车他们叫“自动车”。造“自动车”最早也是由丰田第二代领导人提出来的。他去考察英国的汽车,回来就发奋自己做,把原本很挣钱的纺织放弃了。由于不分白天和黑夜地努力,这个人只活了50来岁。为了民族的发展和国家的进步,日本很多人都是甘愿作出自我牺牲。

  日本虽然是汽车大国,但企业中层及以下员工几乎都不可能开车上班,因为停车费奇贵。东京的许多停车场,100日元只能停车15分钟。多数日本人都买得起车,但是没多少人负担得起停车费!

  日本整个民族忧患意识非常重,小学课本就告诉学生:这个国家生存是很艰难的;这个国家处境是非常危险的;这个国家是可能随时被别人打垮的。尽管日本历史上,从来没有外来侵略者能够深入日本的本土(二战美国的占领不算侵略),但是日本政治家始终认为外族强盛了,就一定会打进来,别人发达了日本的生存空间就相对萎缩了。

  中日国民素质有30年的差距

  日本社会流传一句话:“管好自己,不给社会添麻烦。”每个人都是这么一个信念,整个社会公民素质就非常高。

  日本居民在街上如果一时找不着垃圾桶,就把垃圾带在身上,回家放进自家的垃圾桶。有一位陪同我们的女士,我们有人告诉她:“小姐,你身上有两根头发。”“很抱歉。”她一边说一边把头发取下来,用一张餐巾纸包好,放进自己的口袋。

  抽烟的人当然还有,但绝不会有人乱弹烟灰、乱扔烟头,在街边吸烟都会带上一个便携式的烟灰缸。

  在公共场所遛狗的人士,身上一定带着垃圾袋,狗一大便,马上小心翼翼地扫起来装进垃圾袋带走,再用纸巾把地面擦干净。

  我认为人类的文明和垃圾的处理紧密相关。垃圾的处理可分为四个文明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随地吐痰阶段”,既然随地吐痰就会随地甩垃圾;

  第二个阶段是“集中堆放阶段”,北京现在处于这个阶段,垃圾开始集中堆放,不乱丢;

  第三个阶段是“分类处理阶段”,日本把垃圾分成三类:可燃物、不可燃物、瓶罐器皿。个人认为中国包括北京在内的大部分城市还没有真正到达这个阶段;

  第四个阶段是“精细管理阶段”,就不止是三类分放了。比如,通常人们会在可乐喝完后把瓶子扔到垃圾桶了事,而日本人会把可乐瓶上的商标纸撕掉,丢进可燃物的垃圾桶,再把瓶子塞到装瓶罐的垃圾桶内(因为瓶罐回收后也需要工人把商标纸撕掉)。

  管好自己,不给社会添麻烦

  日本人非常彬彬有礼,一天到晚总是鞠躬。我觉得,这种东西不只在表面,是从内心深处对社会的一种认同,知道自己的渺小。大公司的高层也总是低着头走路,微闭着眼睛,自我收缩,甘为渺小。这事实上是一种境界:把别人看得比较高大,把自己看得很卑微。

  我们去参观了两所大学,和中国的大学很不一样,没有围墙,也没有气派的门楼,不起眼的大门上只有很小的一块牌子,非常普通。就连丰田那么大的公司,总部大楼也并不奢华,牌子也是很小的一块,很低调。

  一位在中国、美国、日本三地的大学都工作过很多年的中国教授曾跟我说:“即使中国现在跟日本在一个起跑线上,我们也未必能够赶上日本。国民素质相差30年。”

  虽然我们不喜欢听,但是我能理解,确实国民素质是不一样。

  (据《中国商业评论》报道)

  (生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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