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发言人感叹工作难称媒体无知但得罪不起

　　来源：央视国际_《青年周末》

　　我的态度就是与媒体和记者交朋友。——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 来源:新京报

　　王旭明

　　北京人，1976年高中毕业后，到京郊农村插队两年；之后考上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在丰台第七中学从教7年；1991年进入《中国教育报》当记者；1998年从报社总编室主任的位置出来，任职教育部办公厅新闻处处长；2003年4月任教育部办公厅副主任、教育部新闻发言人。

　　而网络上到处转载的他的简历其实是教育部部长周济的简历。

　　大众关心的其实不是我，而是教育。人们通过不同的形式表达自己的心声，不论是骂也好，恨也好，这都是畅通言路的表现，‘人尽其言’对搞好我们的教育工作是非常有利。

　　干新闻发言人，想当官别干，想发财别干，想扬名，可能遗臭万年。

　　我仍然把记者们当成朋友，即便是他们曾经伤害过我。

　　“名校生养猪媒体不必哗然！”11月28日，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在教育部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谈及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时，信手拈来养猪的例子，话音刚落，报纸、杂志、网络上的叫骂应声而起：这家伙“又放厥词”了！

　　因为 “教育买衣论”，他被各种舆论怒斥为“富人代言人”，说他来自火星；从报刊杂志到电视网络，他一夜成名，遭受铺天盖地的谩骂。

　　之后，几乎每次，只要他说话，就会被媒体大肆报道，成为新闻语录，被人指摘。

　　这个一出现就给人“添堵”的教育部官员，知道自己如此不得民心吗？作为新闻发言人，他到底懂不懂如何与媒体沟通，像这样屡屡和媒体交恶，他就不怕影响教育部新闻工作的顺利开展？作为教育部新闻发言人，他懂多少教育？

　　我的家人也被无情地骂着

　　2006年，王旭明无疑是最受公众关注的新闻发言人。搜索他的名字，出来24万网页。但多数是谩骂！“教育买衣论”、“媒体无知论”、“中国教育成功论”……几乎每次，只要他出现、说话，都会被媒体、公众抓住尾巴，大肆批判。

　　记者以为，王本人肯定非常抗拒媒体，很难接近。不料，联系采访相当顺利；后来记者因为有事需要变动采访时间，给他发了一条短信要求更改时间，他也痛快地同意了。

　　12月15日上午，王旭明穿着休闲毛衣，在他有些凌乱的办公室里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我知道有非常多的网友骂我

　　青年周末(以下简称“青周”)：说实话，您答应接受采访，我挺意外，您似乎很少在媒体说自己？

　　王旭明(以下简称为“王”)：是呀，我原以为随着时间的流逝，有些误解自然会消除。但没想到，正确的东西你不去说，和误解永远是两张皮，但说了，还是被骂。(笑声朗朗)

　　青周：您会上网搜索自己的名字吗？知道网民是怎么看待您吗？

　　王：(椅子一转)怎么不搜？我当然知道，网上批判我，谩骂我的，非常多;什么王旭明这小子又在胡说了，他怎么还在这个位置上啦……不光我，我的家人也被无情地骂着。

　　评论说我当发言人应问责人事部门

　　青周：您仅仅一笑置之吗？

　　王：说实话，我看到这些言论，悲喜交加。

　　喜的是，作为教育的代言人被关注着，表明大众普遍关心着你所代表的事业；人们通过不同的形式表达自己的心声，不论是骂也好，恨也好，这都是畅通言路的表现，这只有在一个文明、开明的社会才能有这种“人尽其言”的状况，对搞好我们的教育工作非常有利，万马齐喑究可哀嘛。

　　悲的是，我们的很多工作没有做到位，没有说透，引起了人们的误解，也说明当前优质教育资源不足和老百姓对优质资源的需求的矛盾日益突出，我自己感到了压力大、担子重，责任大。

　　青周：也许公众仅仅是对您不满意？不然，今年3月20日，海南《证券导报》也不会发时评长文，要求您辞职，这篇文章您看到了吗？

　　王：我是在网上看到这篇文章的。其实还有更严重的，《瞭望周刊》上就有一篇文章提到，说像王旭明这样的人做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应该问责教育部人事部门，在选拔任用干部中出了什么问题？这个观点还更新鲜些呢。

　　20年后大家也许会理解我现在的处境

　　担任新闻发言人之前，热爱文艺和写作的王旭明有过几个重要的人生经历：当过7年普通中学教师，从班主任一直做到代理副校长。在《中国教育报》当过7年记者。因为工作努力出色，被破格晋级为主任记者，并提拔为总编室主任。因为这些经历，他被教育部看中，调入教育部新闻处担任了5年处长。

　　新闻发言人是高危行业

　　青周：您是怎样被选拔任用到这个位置上来的？

　　王：我并不是主动要求担任新闻发言人的。你也知道，中国人是内敛的民族，行政部门多年奉行的是不说为佳。提拔官员，不说也会提拔；说好了可能提拔也可能不提拔，说不好了，肯定不提拔。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干嘛去找这个麻烦？

　　再说，官员间也有个场，在场内活动都没关系；但在场限上活动，随时可能被推出去。新闻发言人就是一个时刻在场限上活动的高危行业，在钢丝上跳舞。

　　我也从来不认为，只有我才是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的唯一人选。我并不是什么名校毕业生，也没有高学历，就是个大学文凭。可能是我既当过老师，又当过记者，又有新闻处的工作经验，这三段经历把我推上了新闻发言人的位置，所以，我一向认为人生中最宝贵的不是学历，是经历。

　　我们国家的新闻发言人制度还远没到完善和成熟的地步。我还经常开玩笑，领带我需要比别人多准备几条，衣服我也要比别人多洗好多次，我的手机要求24小时必须开通，但这些怎么保证，并没有具体制度。

　　所以，我说，干新闻发言人，想当官别干，想发财别干，想扬名，可能遗臭万年。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个做铺垫的人物，呵呵。20年后回头来看，大家也许就会理解我现在的处境。

　　发言人有好心态最重要

　　青周：您是不是个合格的新闻发言人呢？合格的新闻发言人该具备哪些素质呢？

　　王：合不合格，并不能由我自己说了算。

　　我本人也多次参加国务院新闻办组织的培训，初级班、高级班都参加了，也到十多个国家考察，还与联合国秘书长的新闻发言人面对面交流，这些对我的震撼是言语无法表达的。

　　我想，新闻发言人最起码要政治素质过硬，要懂政策，要表达清楚吧，不要仅仅当传声筒，最好要当麦克风，还是那种外国进口的优质话筒，能够美化你说的话。

　　青周：新闻发言人的工作是美化？

　　王：我这只是个比方，新闻发言人要把有价值的新闻发布给媒体，就要懂得媒体所需，尽量使自己想被媒体传达的东西被媒体选中，这样就要求新闻发言人能够在自己消化了这些新闻素材之后，能够个性化处理它们，让其更容易被媒体选中传播。

　　我一向认为，对于新闻发言人要重视培养，重视选拔。不过，我认为，新闻发言人最重要的是心理素质要好，心态要好，抗干扰，抗打击能力要强，尤其是在新闻发言人制度并不健全的现阶段。

　　截至目前，我在新闻发布会上并没有出现新闻发布错了，观点错误，表达有误等情况，如果出现，我也随时准备道歉。

　　部长没有批评过我

　　青周：您今年在各种媒体上多次受指责，教育部不认为您工作中存在失误吗？

　　王：我每次主持召开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的网站、中国教育电视台都有文字和影像的直播实录。很多媒体报道我的讲话，我可以说，一半以上的记者并没有看过我的实录，只是择出一段话，甚至只是转载一句话，根本不管讲这些话的具体语境。我的天哪，一些话，离开了这些语境，意思会完全不同的。

　　而我们的部长周济，每次我的实录，他都从头看到尾，给我指出哪些地方该停顿，该变换语气，任何一个小细节都不放过。应该说，有热情的指导，善意的指正，善意的提醒，但是没有批评。

　　说句你们媒体不爱听的话，但这是事实，我尤其要感谢的是教育部党组对我工作的支持和理解。没有领导们的理解和支持，我想我也不会坚持到现在。

　　媒体是种强大的力量，得罪不起

　　年初两会期间，媒体疯狂转载王旭明回答人大代表质询“上学贵”的话被定义为“教育买衣论”，旋即引起了网友强烈反感，北大清华只能让富人阶层消费成了网友们抨击的热点之一。

　　他解释这番话，其实是记者把和他闲聊的内容择出来，进行了突出处理，并且没有考虑到当时的语境。

　　新闻链接：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媒体报道不要猜测推测(图)

　　记者把我闲聊的话当新闻

　　青周：面对骂声，您就凭借这样良好的心态不予理睬，我自岿然不动吗？

　　王：新闻发言人并不是讲自己的话，是代替部门发言。也是代替部门去面对媒体和公众的。

　　当然不能对公众意见不闻不问，是要科学理性地去看谩骂，要学会从谩骂中捕捉到一种情绪，搜集到对我们工作有借鉴意义的东西，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但即便是我心态那样好，在年初备受非议那一段，我还是一度动摇了。我曾经想过，不再把记者当成朋友，处处防着他们，也不想再见到他们。

　　青周：网上90%对您的谩骂都来自您在两会期间所说的“教育买衣论”，您为什么那样说？

　　王：我当时就是私下里和三位记者聊天。谈了两个小时，他们从中提出那样一段话，话的表述基本也没有什么问题，应该说，他们还是很有新闻敏感性的。其实我当时的原话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孩子从小学上到大学花的钱很少，因为国家都给包了，但是在市场经济时代，形势已经发生变化。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已经成了家庭的一种消费，既然是消费，就要根据自己的经济、智力、实力来选择。北大、清华这些优质教育资源是有限的，自然比较贵，不是所有人都消费得起的。就好比逛市场买东西，如果有钱，可以去买1万元一套的衣服;如果没钱，就只能去小店，买100元一套的衣服穿。现在很多人不考虑自己实力如何，都想让孩子往好学校里挤，这是非理性的，也是形成“上学贵”观念重要来由之一。

　　只不过，那是我在这种轻松的语境下，打的一个比方，让他们理解在保证教育是公益事业的同时，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消费作为补充的必要性。我至今认为，这也是我们当前国情下，需要转变的观念。

　　我绝对不是在什么两会期间的新闻发布会上答人大代表的质询，这种表述是完全错误的，我没有得到任何授权去回答人大代表的质询，我怎么会去说呢？

　　之后，这番话也经过很多人的演绎，变成了“有钱就上清华北大，穷人没钱就不用上学”，我会说这样的话，犯这样低级的错误吗？

　　媒体是种强大的力量，得罪不起，很多时候，我觉得自己处于一种弱势地位。无论我怎么说，声音还是有限，怎么解释还是被骂。

　　我仍把记者当朋友

　　青周：这是不是后来您对媒体不那么待见的原因？

　　王：恰恰相反，我经过这件事后，虽然一度对记者存有戒心，但也是记者，让我彻底放下了这件事。有次央视记者柴静打电话给我，说她对于一些政策的事情不清楚，想问问我。我就在电话中把政策和我们通常的处理办法给她讲了十多分钟。她挂断电话后，我突然一个激灵，她不会就是在采访我吧？她是不是已经录音了，那午间新闻是不是马上就会播出？但那并不是我正式接受采访的说法呀，里面还涉及到部里一些内部情况不能随便说的呀。我一想，糟了，赶紧回拨她的电话，内部情况，求你了，不要播出去。但她那时候正在采访，电话一直未通，我就一直拨。

　　有15分钟，那是我内心情绪交错在一起的痛苦的15分钟。电话通了，我连珠炮地说了一番话。柴静回答，旭明，你怎么能这样看我的新闻素养呢，我说是问情况就是问情况，如果是采访，肯定会对你说的。

　　过去我觉得自己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现在，我居然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了，自己想想，在小人和君子之间，我还是选择做君子吧。

　　但，事实上，真正让我放下的还是三个采访过我的记者中的一位。他后来写了一篇反映安徽四个少年屈打成招被错捕的报道。这件事他采得非常到位，错捕对小孩造成的深刻伤害，各方面的反思，写得很具体翔实，让我看了忍不住掉眼泪。就凭这篇报道，他是个有良知的人，他对我们教育工作是关心的，和这篇优秀的报道比起来，我的委屈又算得了什么呢。我于是忍不住，给一个朋友打电话，让他转告我对这个记者的敬意。

　　我仍然把记者当成朋友，即便是他们曾经伤害过我。

　　王旭明经典观点

　　◎中国教育成功论：2005年12月22日，在回答网友提问时，认为使95%以上的人接受了义务教育，使20%的人接受高等教育，所以中国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是成功的。

　　◎教育买衣论：2006年3月6日，新华社报道，他公然声称，(上学)就好比逛市场买东西，如果有钱，可以去买1万元一套的衣服；如果没钱，就只能去小店，买100元一套的衣服穿。

　　◎媒体无知论：2006年9月25日，王旭明在新闻发布会上声称国家已建立了一套资助学生的完整体系，而很多舆论仍在呼吁穷孩子怎么穷，往浅的说是无知，深的说是对国家政策的漠视。

　　◎名校生养猪论：2006年11月28日，中央电视台报道，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声称名校生养猪媒体不必哗然。

　　没有电视台拿出哪怕15分钟讲政策

　　作为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喜欢在新闻发布会上点评一些媒体对教育工作的报道，有表扬，也有批评。

　　他说自己是个性情中人，看到好的报道，就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但提到媒体对国家教育政策的宣传，他几次提到“尽管媒体表现出可以理解的冷漠”，以至于在9月25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他指出，国家为了让困难学生上大学，已经拿出了几百亿资助这些孩子们上大学，建立了包括“奖、减、贷、助、免”一套资助学生的完整体系，而最近仍看到很多舆论在呼吁穷孩子怎么穷，希望社会各界伸出援助之手，往浅的说是无知，深的说是对国家政策的漠视。

　　讲政策也可以讲不足呀

　　青周：既然您把记者当朋友，为什么几次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开指责媒体呢？

　　王：我认为，我们的媒体在宣传国家各种政策法规方面，存在着巨大的缺失，甚至观念都是错误的。只注重讲个体，讲个案，却并没有抓住事情的主要方面，及时、准确、全面、有效地传达讯息。

　　比如某电视台，可以每天拿出半个小时，来讲一个贫困学生多穷，呼吁社会爱心人士给予帮助；却不肯拿出哪怕15分钟讲政策，讲可以让千千万万学生受益的政策。我不一定要你讲好话，讲不足也行呀，起码让更多的人知道有这个政策，知道怎么自助自救。

　　私人捐助再多也是小头

　　青周：助学本身就是政府份内的事，没有兼顾到的，媒体帮忙提到了，这是查漏补缺啊。

　　王：媒体这样做，的确也是出于社会公德心，也无可非议。但是，电视、报纸等公共资源，一项好政策的出台，惠及的可是千千万万的人，并不是那么少数几个人。我们国家的媒体是用国家的钱，用纳税人的钱办起来的，就应该宣传对多数人有益的政策，这不是媒体的选择，而是你拿纳税人钱的必然选择。

　　尤其是国家对困难学生的资助，已经形成了一整套资助体系，是解决了绝大多数问题，是大头；私人捐再多，也是小头。

　　青周：个人也是纳税人呀，也要报道，怎么厚此薄彼呢？

　　王：现在是大头被薄了，小头被反复提及呀。我们有那么多电视台，从国家到地方，大可以辟出一个台，不上广告，专门传达国家政策，放高雅音乐。但事实上没有电视台会这样做。

　　所以我认可，收视率是万恶之源的说法。其实，我更认为，媒体除了传达国家政策法规，还有一个重要的职责是转变观念。天天讲贫困学生多穷，呼吁社会资助恰恰说明我们的报道有问题。

　　媒体应宣扬自立自强

　　青周：扶危济困不是中华传统美德吗？

　　王：对于一个成年的大学生而言，如果传统美德变给为借，让他更有责任感，更有学习动力，是不是更好呢？我曾经看到过有学生对助学贷款并不感冒，为什么？他说，社会捐助多好，不要还，助学贷款要还。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现在的媒体是在助长这种依赖思想而不是自立自强。

　　青周：媒体有自己的传播规律和效果，从个案着手，更容易让人理解。

　　王：前段时间SK-II出事，媒体不是一窝蜂地在报吗？现在它又上柜了，可是，直到现在，我也闹不明白，我们到底可以用什么政策和标准来看待这件事？事实上，授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政策、法规就是渔。有了渔，我们才能变得聪明起来。

　　我坚持认为中国教育是成功的

　　“中国教育是成功的。”王旭明坚持以高等教育21%和基础教育95%的毛入学率作为标准，支撑他的成功论。这个观点一出来，叫骂的唾沫都可以把他淹没。有网友甚至愤懑地问道：“难道王旭明来自火星？改名王虚名好了，不过是贪图一点歌功颂德的虚名，睁眼说瞎话罢了。”

　　毛入学率高说明中国教育成功

　　青周：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百度的“王旭明吧”里，就贴了一个去年以来大学生自杀情况统计。近来高校事故频频，起码来说，高等教育算很成功吗？

　　王：出现这种情况，我也很痛心，每每这个时候，我就忍不住想，自己能回去当老师就好了。

　　我说中国教育成功，被网友评为2005年十大谎言之一，说是典型找抽言论，(您收回吗？)不，我现在认为，衡量一件事物的好与坏，各有标准，在不同的标准下，评价是不一样的。而我的标准是使大多数人得到好处。我们国家已经由过去100个人中只有四五个人可以上大学到现在100个人中有20个人可以上大学了，能不说这是种进步？也许有人说，这是由大多数老百姓拿钱保证的，但纵观全世界，有几个国家的高等教育不是老百姓拿钱的呢？老百姓、国家、学校拿钱，三方面保证，一系列改革支撑起了100个人中有20个人上大学，这还不足以说明教育是成功的吗？

　　基础教育这一块，从过去30%至40%的毛入学率，到现在95%。也许又有人说了，上的什么学，一个窝棚；老师是什么呀，连普通话都不会说。他们说的是对的，水平是低，所以我们要不断巩固，不断提高；但它低，不代表没有。这两项数据足以表明，大多数人在改革中是受益的了。

　　公众满意度调查不能得出教育失败

　　青周：人数多就代表成功了吗？既然那么多人受益，为什么公众的评价、满意度那么低？在社科院做的2005年中国教育满意度调查表明，近八成的公众对教育的总体情况“很不满意”？

　　王：这个调查我没看到，这个调查依据的若干指标还不清楚。但我认为决策部门借鉴这些调查结果调整、完善已经出台或者将要出台的政策无疑是很重要的，但我不认为从这个调查能得出一项国家政策是否成功或者失败。

　　青周：国家层面做过这样的公众满意度调查吗？

　　王：我没有看到。

　　青周：那您不觉得，国家如果没有收集老百姓对教育是否成功的民意认知，您就单方面地宣布，中国教育是成功的，显得很不严谨，也没有说服力吗？

　　王：你的说法很尖锐，但我仍坚信我的结论，因为那是基于事实。我认为，公众的不满意更多地是对未来的期待。

　　青周：那您怎么解释，温家宝总理在多个场合说，目前教育问题是他最心痛的问题？他的这个说法是不是和您所持的中国教育成功论有很大的差别呢？

　　王：温总理说，教育问题是他非常关注的几个问题之一。这充分说明，本届政府也很重视教育工作，就在刚出台的六中全会文件中把教育投入的指标写进去了，即4%。

　　解决就业难是综合系统工程

　　青周：您说教育成功的，那名校生养猪也算是其中的一个实例吗？

　　王：我们现在的高等教育已经不是精英化的教育，已经进入了大众化阶段。大众化阶段的高等教育，解决就业难的问题是要求各部委齐抓共管的一项综合系统工程，大学生要转变就业观念也是其中的一个环节。

　　大学生为什么就不能去养猪呢？我们这个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就是人的多元化选择。为什么不转变观念，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自己呢？

　　采访手记：几个问题与王旭明商榷

　　采访结束时，王旭明把记者从9楼送到楼底，微笑地询问，发稿前，可否把稿子给他看看，希望在尽量不改动记者稿子的情况下为某些说法把把关，记者笑言，您是新闻发言人呀，出口成章，还担心有何不妥吗？王回答，不管怎样，请记者“像爱护大熊猫般爱护我”。

　　整个采访过程中，王旭明始终认为自己遭受非议的言论没有什么不妥，教育部领导从来没有对他的工作批评过；教育部的领导和同事对他的工作非常理解和支持。

　　这么说，是媒体和公众判断错了？

　　社科院2005年中国教育满意度调查表明，近八成的公众对教育的总体情况“很不满意”。而王旭明坚持认为中国教育是成功的，依据是两个和以前相比较高的毛入学率。上学人数多就说明教育成功？高考扩招，带来经费短缺，高校学费上涨，教学质量下降等等，这些现象又说明什么？

　　衡量教育成功的标准不应该如此单一。

　　退一步讲，即使媒体和公众的确误解了王旭明，其中原因仍是值得思考的。作为一个有话语权的新闻发言人屡次被公众误解，问题出在哪里?

　　王旭明对这些问题似乎应该仔细思考。追求个性表达；希望自己不仅仅是个传声筒；希望自己能够成为记者的朋友，和代表公众的他们形成良好沟通，这些都没错——但事实是，这种良好沟通达到了吗？

　　良好的沟通需要换位思考。新闻发言人是不是也应该从公众的立场去考虑些问题呢？这样，公众才会“像爱护大熊猫般”去爱护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