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惊诧于王昭耀争做从宽处理的“典型”

　　贫苦农民出身的王昭耀，在副省级岗位上工作了13年，官至安徽省“三把手”。在16年的时间内，他先后收受44人给予的贿赂共计294次，合计704万元，另有810万余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两罪涉案1514万元。法庭上，王昭耀全部认罪，并愿意现身说法，警示广大干部，争做从宽处理的典型。（2006年12月11中国共产党新闻转自《民主与法制时报》）

　　典型，抑或称之为榜样，它的主要作用是辐射和带动作用。抓典型，充分发挥典型

　　树立典型当然是为了很好地推动工作，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好”的典型其实是“名不符实”的。好的典型必须是精华，也不能人人都能成为某一方面的典型，肯定需要考核，需要遴选，而且最终还是要主要领导拍板才能定下来的。所以，一些别有用心地人便会耍各种手段、利用各种关系，努力使自己成为典型或者使自己关心的人成为典型。因为当了典型后，荣誉有了，其他很多好处自然也会接踵而来：记者可能会来采访，名气上去了，说不定还能为自己“升迁”铺平道路，其“甜头”想必是比不是典型的多的。很多被领导人或媒体推出来的“红顶商人”之所以能够在政治上“一路攀升”，可能典型的作用不可小视。但是，由于一些典型的背后可能有着很多不可告人的“背景”，于是，他们披着典型的“外衣”而干着见不得人的勾当，也便有了可能。

　　争当典型，勇做排头兵，当然不是坏事。但是一定要看他的动机纯不纯，他的荣誉获得是否合理合法？如果他的动机不纯，再“好”的典型都不会发挥“好”的“积极”的作用；而如果他的荣誉获得本来就是走的“野路”，这样的典型不树也罢。王昭耀在法庭上流着泪所作的最后陈述说：“我在安徽工作了37年，走遍了江淮大地。对我的奋斗和拼搏，党和人民给了很高的荣誉和地位。但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忘记了党的培养，以权谋私。遗憾的是，自己醒悟得太晚了。我愿意现身说法，警示广大干部，并争做从宽处理的典型。”对于这样的深知典型“好处”的大贪官，我们对他的话是不是应该全信，像他这样的典型到底能不能树，我想，作为我们的法庭和党组织，还是要很好地掂量掂量的。

　　最早报道庭审消息的新华社记者感到非常吃惊，认为王昭耀“认罪态度好，出人意料”。笔者认为，王昭耀之所以“认罪态度”如此地“好”，不一定真的是认罪悔改了，可能还是想钻“坦白从宽”这一法律的空子，以逃避更深的追查或换来法律的从轻制裁吧。

　　笔者怀疑，说惯了谎言的人，难道还会说出真心话吗？有多少贪官在任时是如何的恣意妄为，而落马时又是如何的认罪悔改，对他们这样的“醒悟”，我们应该辩证地听、区别地看，千万不能被一些善于伪装的“贪官”所蒙蔽，而使“坦白从宽”成为他们可以利用的一块筹码。不是有些已经在法庭上认罪伏法了的贪官，进了监狱后依然干着行贿受贿的犯罪行为吗？原成都市金牛区副区长马建国就是一例。法律一旦揉进了“感情色彩”，就可能使天平失衡。一定要记住，“对犯罪分子手软，就是对人民群众的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