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为何就不能成为富豪？

　　日前《财经时报》公布了一张“中国作家富豪榜”，余秋雨、二月河和韩寒分别以1400万、1200万和950万位列“富豪榜”前三甲，前十名中，除了余秋雨、二月河和韩寒外，依次是苏童、郭敬明、唐浩明、易中天、郑渊洁、杨红樱和姜戎。这一“中国作家富豪榜”刚一公布，就引来很大的争议，褒贬不一。有的论者就以此为由对作家成为富豪这一现象予以批评，认为作家的价值不能仅仅用经济财富来衡量。笔者对这个观点并没有什么异议。不过，笔者由此联想到了在我们心里存在着根深蒂固的一种观念，值得商榷。

　　长期以来，包括作家在内的搞文学、搞艺术的人们呈现在公众面前的往往是“无产者”、“悲苦者”的形象。确实从历史上看这种形象大致是符合实际的，比如，投水自尽的屈原，身受酷刑的太史公，隐居田园的陶渊明，流离失所的杜甫，举家食粥的曹雪芹，等等，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孟子也说过：“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于是，清贫、悲苦似乎就成了作家、艺术家的“专利”，凡是清贫的、悲苦的就是崇高的、圣洁的，反之，就是卑鄙的、肮脏的。这种思维定势已经在许多国人脑海里凝固化了。但是，在今天的时代我们不能以此为由而认定作家、艺术家仍然必须是“无产者”、“悲苦者”。

　　我们要看到，恪守清贫、遭受悲苦的伟大作家也是那一个个苦难时代的真实写照。古代许多伟大的作家往往生活在清贫、悲苦的境地，有着深层次的制度性原因。一方面是封建统治者的高压专制政策，说话稍有就会遭来迫害和打击；另一方面还有一个重要的经济原因，那就是在封建时代根本就没有保护著作权或版权的法律观念，所以作家无法靠写作为生，除非通过科举考试获取功名。这就注定了中国古代的作家无法实现经济上的独立以及价值，他们的选择只能是，要么考取功名进入仕途飞黄腾达，要么终生混迹在底层穷困潦倒。

　　诚然，经济财富不是衡量作家价值的唯一标准。但是现今我们所处的毕竟不是杜甫、曹雪芹的那个时代，而是一个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代。时势造人物造英雄，各行各业都可以涌现出致富能手甚至富豪，大家都认为这是很正常的现象，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但是为何在文学艺术领域作家、艺术家就不能靠自己的努力经营自己的才干成为富豪呢？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作家、艺术家同样是劳动者，他们的写作和艺术才能本身就是一种无形资产，一种生产要素，通过适当的市场化运作和良好的版权保护同样可以实现其巨大的潜在价值的。当然，这里需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他们的劳动成果同样需要获得市场的认可从而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你可以对韩寒的作品、易中天的讲座嗤之以鼻，但你不能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他们的作品迎合了当代大众的某种口味，因此在书市上异常火爆，他们可以通过获取版税收入给自己带来巨大的经济财富。此外，他们的名字为公众家喻户晓，本身就是一个品牌，当然也能产生经济价值了。他们之所以能成为富豪，根本原因是他们创造的价值获得了市场的认可并产生了品牌效应。这样来看，他们成为富豪就是很正常的事情了，根本就不值得大惊小怪。而这在以前的封建时代是不可想象的，就算是韩寒、易中天们写作的本领再大，但是由于没有一个良好的版权保护制度和市场经济，也是无法实现他们潜在的巨大经济价值，如果不再其他方面寻找出路（比如科举入仕），他们依靠写作、说书一样将会难以为生。因此，这与其说是他们个人的胜利，倒不如说是市场经济的胜利。可以这样说，是韩寒、易中天们生逢其时，赶上了好时代，他们是时代的幸运儿，是市场经济的直接受益者。这难道不是时代进步的表现吗？

　　写到这里，笔者不禁想到，过去教师这一职业也是“清贫”的化身，但是新东方的创办人俞敏洪从事英语教育十余年，并成功地进行市场化、产业化运作，并使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在美国纽约股票交易所成功上市。据报道，俞敏洪个人资产至少高达1.21亿美元，成为“中国最富有的教师”。再比如著名小品明星赵本山，从以前一个名不经传的小品演员发展成为一方富豪，同样是得益于这个市场化的新时代下对自己才干的恰当经营。

　　总之，作家、艺术家能够安守清贫固然值得称道，但是靠经营自己的能力为自己赢取正当的经济财富，同样值得尊敬。当然，一些人对作家富豪榜持批评态度，是感觉到当代作家的责任感和他们的财富不成正比，作家的价值更应该体现在社会责任感上。而责任感的缺失，正是当代作家的一大痛疾，这确实需要作家们在腰包鼓起来的同时好好地予以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