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运动与法治

　　同运动式社会治理相比较，法治的治理方式对社会需求的回应也许不够迅捷，但它帮助人们获得一种持久的安定。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的“政府词典”中添了一个新词，叫做“专项整治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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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专项整治行动”，迄今未见通行的权威性定义。结合其字面义与实践义，可解为：“政府针对一项或多项非法情事发动之有期限的治理行动。”具体言之，此等行动之发动者为各级政府和政府机构，就连一所地方中学也可以弄一个所谓治安综合治理的“专项整治行动实施方案”。至于整治之对象，则是五花八门，无所不包，举凡食品卫生、教育收费、药品安全、广告管理、市场秩序、交通安全、治安管理、环境保护、宠物豢养、化妆保健、医疗卫生、市容市貌、消费安全、旅馆网吧、娱乐洗浴、种子供应、肥料质量、安全生产、烟酒市场，几乎社会所有领域，生活各个方面，凡是政府认为需要管理者，皆可纳入其中。类此整治行动，其规模可大可小。

　　短则数日，长则累月。其名目可以具体而微，如机动车冲斑马线，矿山用桅杆起重机，偷盗自来水，卫生杀虫剂，渣土排放，非法经销警用产品，野外用火，非法用海，“三非”外国人等。可以说，“专项整治行动”便是当今政府施政的惯用手法，当下社会治理的常态。

　　虽然名目繁多，品类不齐，“专项整治行动”存在与运行的内在机理却无不同。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其特性，那便是“运动”。所有专项整治行动都秉有“运动”的特质，它们实际上就是“运动”。

　　“运动”者，令出于上而行于下。运动之兴，须要层层动员，营造声势。标语要鲜明，口号要响亮。讲食品安全，有“百千万专项整治行动”，整顿铁路运输秩序，有“百站百车专项整治行动”；有行动号为“飓风”，有行动名为“利剑”，还有以五大、十大整治行动相标榜者。运动也实行数目字管理。

　　行动是否奏效，成绩或大或小，一切拿数字说话。因此之故，运动之始必要定任务，下指标，运动终了则须报数字，论功过。不过，运动最大的特点，还是它的间歇性、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运动往往出于偶然，一个领导批示，一次上峰视察，一个社会事件，一次恶性事故，都可能成为一场行动的诱因。而运动注定不能持久，因为其成本太高，也因为其本意就在于打破常规。运动成功的秘诀在于变换题目，突出重点，张弛有节，欲擒故纵，蓄势而后发，一鼓作气，立竿见影。这些，也正是“专项整治行动”的特色。不同的是，今日之“专项整治行动”不再坚持以往那种目标单一、规模宏大的运动方式，而是化整为零，变成一种日常的社会治理方式。不过，以运动手段治理常规社会，即使奏效于一时，却不能维持社会秩序于久远。

　　无论何种行动，纵然来势凶猛，声势浩大，一旦偃旗息鼓，整治所针对之乱象，便又故态复萌。其实，运动成为惯性之后，必定流于形式，表面文章大于实际效果。时日稍长，民不畏法，官不守法。运动来临，怯懦者暂避于一时，胆大者顶风作案。即使运动当时，一切从严，行动之后，则一仍其旧。事实上，运动之成效，总是相对于常规化管理而言，以运动治理社会，不能不以弱化乃至损害常规化管理为代价，而为了突出行动的成效，平日的松懈在所难免。正因为如此，所有专项整治行动的对象，从来都是禁而不绝，打而不死。凡此种种，都与被称为法治的社会治理方式正相反对。

　　法治是那种持久恒定的治理方式，讲求专业分工，强调程序正当，注重形式的合法性。它将社会纳入事先确立的规则框架，使权力有所规范，一切照章行事。同运动式社会治理相比较，法治的治理方式对社会需求的回应也许不够迅捷，但它帮助人们获得一种持久的安定。这样一种治理方式，在我们所处的这样一个转型社会中更有一种特殊价值：它要我们照一般性规则行事，要我们学会用一种持久、稳定和常规化的方式去治理社会，它要求我们不断尝试，依靠理性和法律去实现社会秩序。

　　梁治平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